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中，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使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后，虽经不断补充，但总兵力已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已由200万降为150万。敌军中士气低落，官兵当中充满着失败情绪和厌战情绪。248个旅中，有92010的兵力，即227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在长江以南及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等19个省内，只有21个旅的兵力，作为战略预备队并担负保持战略后方安全的任务。同时，由于将重兵用于陕北和山东战场，使南线的鲁西南豫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式”的不利布局，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兵力不足的弱点已进一步暴露。不仅如此，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加剧。
我军总兵力由开战时的127万人增加到了195万人，与敌人的兵力对比从1：3.4上升为1：1.9。其中，正规军由61万人发展到近100万人。而机动兵的对比，我军已优于敌人。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我军除在山东和陕北战场尚处防御地位外，在其他战场已先后转入了战略反攻，取得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全国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决心不失时机地使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
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以鲁西南战役为序幕，以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开始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尤其是敌军“黄河战略”和“哑铃式”的不利布局，而采取的英明和大胆的决策。
战略进攻，是战争中最富有决定性质的行动，它的成败，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对各种复杂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并作好周密的计划和准备。特别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同于战争一开始就举行的战略进攻，它的计划和准备不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做好，而是在战争实施过程中，依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因此，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战局的有利形势已日趋明显时，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略进攻的问题了。
早在1947年1月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曾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5、6月间举行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5月4日，又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准备于“6月1日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进一步组织和部署了“三军配合，大举出击”的方略。
对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刘伯承曾作过这样的介绍。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图是：针对美、蒋新的企图和战略方针，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我军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抓住时机，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蒋管区，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这是一着高棋也是一着险棋，正如小河村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所说，“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于6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7月19日决定，新组成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向晋南强渡黄河，在鄂豫陕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8月上旬又决定，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西线兵团，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另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令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和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继续在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
毛泽东根据7、8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初期的作战形势，于9月1日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这就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那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把战略进攻的方向选在中原大别山呢？这正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之处。就中原而言，它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约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大别山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原又显得尤为重要，它雄踞于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为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这里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群众基础较好，1946年7月原中原军区主力撤出后，仍有少数游击武装坚持斗争。如果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瞻长沙，瞰制中原。
晋冀鲁豫野战军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立即结束了豫北攻势后的休整，进行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于6月30日夜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我军紧紧抓住并利用敌人逐批来援的弱点，组织连续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援之敌。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6万余人，并迫敌先后从西北、山东和中原等地调动七个整编师十七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拉开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23日，即鲁西南战役结束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就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问题，更加明确提出：对羊山集之敌如能迅速攻歼，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从当时的敌情来看，这个指示非常及时而英明，因为蒋介石于7月20日亲自飞到开封，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调了20多万人，包括五个集团军30多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施分进合击，妄图利用我军背水作战的不利地势，将我军歼灭在黄河南岸。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如果我军继续和敌人纠缠下去，就会延误南下的时间。而且，当时蒋介石随时可能决堤放水，加之正值汛期，如果我军动作稍有迟缓，都可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这一行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缜密研究后于7月19日决定，陈谢兵团“渡（黄）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又规定陈谢兵团的作战范围为“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本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决定让陈赓率部队过黄可，与彭德怀一起合力消灭胡宗南，后来在小河村中央军事会议上，经过重新讨论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陈赓部不来陕北，转而南渡黄河。实践证明，这一改变极富于远见。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指示陈毅、粟裕：刘邓南下全局大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因此，你们应南渡黄河，组成西线兵团，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广大地区实施展开，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共同经略中原。这样，我三路大军，摆成“品”字阵势，浩浩荡荡，向南杀去。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野战军即抓紧有利时机集结在郓城及其以南地区进行休整，准备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此时，蒋介石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毫无察觉，错误地认为刘邓野战军作战近月，已疲惫不堪，加之连日大雨短期难以再战，于是调集了约14万人的兵力，企图逼迫我军处于郓城、鄄城之间的狭小地区内。针对这一新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在我刘邓大军提前南下的当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给刘邓的电报中，精辟地分析了我军挺进大别山时敌可能采取的对策，即第一，“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第二，“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而待一至二月部署完毕，再向我进攻；第三，“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因而，毛泽东要刘邓，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方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仗”，来实现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收到刘邓军提前行动的电报后，于8月9日、10日连续复电刘邓，认为此举“完全正确”，为了充分抓住战机，给其以行动的自由权，电中还指示刘邓，“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刘邓野战军在给中央去电同日（即8月7日）黄昏，率领主力四个纵队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南进。8月11日，刘邓军从民权至商丘间和虞城地区跃过陇海路后，分左、中、右三路向大别山疾进。敌人在鲁西南扑空后，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调少量部队，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并企图借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阻滞我军，然后一举歼之。
蒋介石用黄河进行水战，这已不是第一次了。1938年6月，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在河南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这次决堤，并未阻挡住日军侵华的步伐，却使黄河北移动道，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44个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造成了89万余人丧生，1250万人口受灾，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在中原大地上，人为地制造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这次，蒋介石又阴谋挖掘黄河大堤，要用这条万古江流来淹没刘邓大军。一旦黄河再次决堤，这十几万大军，这河边数百万人民群众怎么办？在野战军指挥部的作战室里，刘伯承说出一句话：“忧心如焚！”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心情一样。40多年后，他曾说过：“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面对宽20公里，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的黄泛区，刘邓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不顾连日行军的疲劳和烈日当空的酷暑，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两天拼搏，于8月17日胜利地通过了黄泛区。18日，全军渡过沙河。为了和敌人争时间，先敌进人大别山，部队忍痛炸毁和埋掉了一些笨重的武器和车辆。20日，部队速向汝河急进。此后，我军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至24日夜全部强行渡过汝河。27日刘邓野战军已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千里跃进大别山，我们的队伍在弹药、粮食、被服都得不到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背着几十万敌人打转，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邓小平后来曾说：“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刘邓大军正是以这种压倒一切困难的气势才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壮举。
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疾进的同时，陈谢兵团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22日至23日，分别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突破黄河，乘胜向陇海路发展。至31日各部相继攻克会兴、新安、洛宁等城镇多处。陈谢兵团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之所料。敌统帅部急令胡宗南部主力从米脂、绥德地区南撤，拱卫西安，同时以尾追刘邓军的一部和洛阳地区的部队共八个旅组成第五兵团，阻止我军发展。这样就达到了当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调动陕北敌军的目的。
这样，刘邓、陈谢和陈粟三路大军便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把我军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对于我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的重大意义，就连国民党军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事实上也是如此，惊慌失措的敌统帅部，既怕我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我军渡江或越过大巴山人川，于是，在11月下旬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亲自掌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企图以所谓“总力战”，首先集中兵力肃清大别山刘邓野战军，以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动脉。
我军挺进中原的战略企图之所以能顺利达成，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指导的结果。
首先，正确选择了反攻的时机。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虽然我军的总兵力少于敌人，但兵力对比的差距已大为缩小，特别是战略上的机动部队已超过了敌人，而且敌之重点进攻已成为强弩之末，兵力分散，战略上处于不利的态势。我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虽然还处于防御地位，但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已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敌已处于守势，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实施战略机动和进行新的进攻。而且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也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些都为我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其次，正确地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分析了敌之重点进攻所形成的“哑铃式”态势，把反攻的突击方向确定在敌人防御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敌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以大别山为前哨的中原地区。这样，既可便于我创建根据地，又便于直接威胁敌之统治要地和调敌回援，在战略上策应山东和陕北我军作战。
再次，确立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正确战略布局。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针对敌“哑铃式”防御的特点，为使哑铃的柄更细、更脆弱，部署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和西北野战军分向山东和陕北战场的敌人向两翼拉开，这样哑铃柄便更易打断了。同时，我陈粟、陈谢二军又在敌之两臂各插上一刀，这样刘邓再从中间对敌当胸一刀，便置敌于死地了。
最后，采取出入预料的跃进式的进攻样式。这次大反攻，我刘邓野战军采取了出敌意料的以主力远离解放区，“无后方”地向敌纵深实行千里跃进的样式，以最快的速度分路先后进入大别山区和豫陕鄂、豫皖苏边区，争取了主动，先敌展开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一壮举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与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同时，在西北战场由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华北战场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在东北战场由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也分别转入战略进攻，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方针，打破了蒋介石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计划。
仅仅经过一年的战略进攻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人1个兵团部、2个整编军部、20个整编师（军）部、66个整旅、12个旅部、205个整团，另争取1个师起义，总计歼敌152万余人，毙俘敌将级军官174名，其中俘虏150名；解放人口3700万；收复和解放土地面积15.56万平方公里；收复和攻克石家庄、四平、吉林、洛阳、开封、襄樊、潍县、泰安、临汾、延安、绥德、宝鸡等城市164座，其中许多是有军事、政治、经济重要意义的城市。这就大大地改善了解放战争的经济条件，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使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创造了新的中原解放区。
毛泽东提出并实行外线进攻的战略方针，使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并很快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从而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1947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