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的困难，现在要实现了。希腊人法国人得到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虽急于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但立即挑起内战还不具备条件，战后总的形势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和平民主，而不利于内战独裁的。这主要表现在：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巩固，欧洲、亚洲一批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建立；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整个世界形势朝着和平与民主方向急剧发展。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到抗战结束时，中共已建立19块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10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30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党员发展到120万人。这就使反人民的力量难以按照他们的意愿独吞胜利果实。亿万人民渴望战后消除内战、休养生息，在和平的条件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中国。8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明确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口号，集中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意愿。
国民党顽固派抗战时期消极避战，陈兵西南，战后虽有美国帮助运兵抢占大城市，但兵力仍很分散，通过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需要时间作准备。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又打出和谈旗子，连发三封电报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美苏两国亦不赞成中国内战。美国战后继续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希望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一个稳固的亲美政权，以保证美国在亚洲的主宰地位，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但是美国不希望蒋介石立即发动反共内战。因为在美国看来它没有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能力，国民党本身也没有打赢内战的能力；一场全面内战可能导致国民政府的垮台，为中共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甚至影响美国称霸全球的安排，造成美苏在亚洲地区的冲突。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国内建设的需要，也在外交上寻求同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因此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它担心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危及苏联的利益和安全，甚至挑起新的世界大战。
除了以上四方面决定战后国内政局有可能朝和平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必须以此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外，中苏条约的签定对中共迅速转变方针也起了直接的作用。中共原打算乘苏军参战的有利形势，借助苏军的援助与国民党争夺日军占领之交通线及大小城市。由于中苏条约规定苏联出兵仅限于东北三省，不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军事上以更大援助，中共中央随即作出停止上海等大城市武装起义的决定。这样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便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遂于8月22日决定改变方针，着力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及要道，需要相当长时间。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在这里，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这次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对国内目前实现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了充分的阐述。通过会议，确定了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方针及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会议正式决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在分析国内外形势时，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进入这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平、津、太原，现在没成功，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前一段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的目的，在于为人民多拿到一些胜利果实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而不是准备就此打下去，通过武力解决国共关系。毛泽东还谈到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这都说明争取实现和平建国是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有所考虑的，是中共七大的既定方针。由于出现受降问题上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才不得不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究竟是目标还是手段，还是既是目标也是手段？过去一般都只强调是手段、策略，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内战，是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事实上毛泽东是把和平、民主、团结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所要争取的政治制度的目标提出来的，也就是争取实现联合政府。毛泽东指出，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要实现了。希腊人法国人得到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就作过明确的解释，他说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既不应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显然，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国家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主要区别确定为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但在这里明确提出先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经过这段弯路然后再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是把和平、民主阶段作为向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的过渡阶段提出来的。争取和平民主不仅是争取实现一般的民主要求，也不仅是对蒋斗争的策略（但有策略意义），而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时期所要达到的政治制度目标。这个目标通俗地说就是“独裁加民主”，即在保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实行各阶级的联合统治。它是中国共产党所设想的联合政府中最低层次的一种形式。
考虑到战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通过谈判方式（即和平方式）推动国家的社会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和统一，以后再逐渐将这一联合政府和平改造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府，这虽然与直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体制不能不说是一种弯路，但果真能如此，于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其最终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但为避免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宁可承认资产阶级一个时期的领导，与国民党合作建国，足见中共争取和平民主之真诚态度和求实精神。同时说明此时党中央与毛泽东有足够的信心用和平方式逐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战后国内外和平民主进步力量超过内战独裁反动力量；举国上下人心思安厌战，向往团结统一，这是中共作出和平民主选择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在发言中考虑到和平的可能性时，也清醒地估计到这种和平的暂时性。因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变，也不会变。蒋介石所以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没有作好内战准备。但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中共也准备全力争取。为此，毛泽东表示要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但并不是无原则的让步，而要以斗争求团结，对蒋介石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蒋介石打打停停，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甚至可能打痛蒋介石逼他让步。
这次会后的第三天（即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对于毛泽东亲自赴渝谈判，党内许多同志不无担心，怕形成“城下之盟”的形势。对此，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开展和平民主斗争的基本任务。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中共中央8月26日在《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任务和方针的指示》中，向全党说明中共的谈判方针是准备给国民党以必要的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如果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让步后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中国共产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一位《大公报》记者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9个人。”
“毛泽东先生，52岁，灰色普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内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这天晚上，毛泽东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30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人红岩八路军办事处。9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3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
重庆谈判经历了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11项提议，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各党派平等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中国共产党参加受降；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这已是中共对国民党作出了很大让步。但蒋介石对谈判早就抱有既定方针，他认为，“政令军令之统一”乃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宁可对政治的要求予以极度的宽容，给中共以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但对军事则严格的统一，不稍迁就。蒋介石意在“统一”的名义下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所以谈判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这两个问题。
为了表明争取和平的诚意，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问题上作出多次让步，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国共产党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与国民党政府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让出南方8个解放区。但国民党方面却不愿接受中共方面的合理方案，结果谈判对解放区政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军队问题上，虽然国民党表示整编后中共可以保留20个师，但因不承认解放区，军队驻防问题无从解决，实际上是空头许愿。另外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仍拒绝重选国大代表，拒绝修改《五五宪草》，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也未达成协议。以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同意留待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协商。
通过43天的谈判，到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从《纪要》上看，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周恩来称这个“一般方针的解决”，“是《双十会谈纪要》的主要成功”。国共双方还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达成若干协议。尽管这些协议还是纸上的东西，但与1944年9月以后国共双方就组成联合政府问题所进行的谈判比较，重庆谈判毕竟体现了国共关系一定程度的改善，至少国民党把中共作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使中共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广泛地为全国人民了解；也使国民党再坚持独裁和内战方针将受到限制。周恩来事先曾预言“我吃亏，他理亏，政治上我是有理，是主动的”。毛泽东事后说：“第一，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阵地，第二，两党地位平等，第三，实际推动了民主运动。”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的巨大努力，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赏。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会见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广泛接触了工、青、妇、文化等社会各界人士，向他们阐明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从而大大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9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10月4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9月20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毛泽东由王炳南陪同去看了戴季陶。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鉴于过去的种种事实，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问题是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倾注了不少心血。
在延安，周恩来就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毛泽东登机前，他要警卫人员到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后来自己又检查一遍。他交代警卫人员：“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
在重庆，毛泽东外出时，周恩来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的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又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看到，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争着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一杯又一杯的酒。白天，他帮助毛泽东处理繁重的工作。深夜，当毛泽东休息后，他又继续召集会议，检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真心实意地赴重庆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还是一手撕毁了会谈纪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平民主运动最终仍被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所代替，中共中央采用和平方式争取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没有实现，但这能否说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就失去意义了，甚至本来就不该去争取呢？不是。革命胜利的取得从来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的，一种是和平的。换句话说，武装斗争并不是唯一方式。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无民族独立，内无人民民主，无议会可以利用，无合法斗争可言。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武装斗争。但是当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出现和平民主的可能时，中共中央及时抓住时机，努力去实现这种可能，就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极其英明的了。正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地位和威信，甚至中间阶级经过痛苦的选择也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反之，国民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彻底动摇了统治地位，以至最后虚弱到极点。中共中央在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实现国家政权转移的同时，从未幻想国民党轻易改变内战政策，放弃独裁方针，而是积极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随时迎击敢于来犯之敌。这样，当全面内战爆发后，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就都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便注定了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