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时全中国已“地不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到处燃起抗战的熊熊烈火，举国抗战已不成问题。但是，日本是东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而我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比日本落后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应怎样与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斗争？抗战的前途如何？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国内却存在着种种的观点。
全面抗战爆发前，有些人宣扬“亡国论”的悲观论调。在国民党上层统治者内部，也存在着投降主义势力，他们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在中层社会的某些人以及在一些普通老百姓当中，由于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缺乏全面分析，加上对政府抗战不抱信心，因而也认为中国抗战打不胜。
全面抗战开始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仍或明或暗地宣扬“亡国论”。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认为，抗战只有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这种观点看来是主张抗战，实质上是宣扬抗日必亡。在抗战初期的南京，以周佛海为中心，还出现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大肆鼓吹“抗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论调。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日，全国形成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这时候，又产生了“速胜论”的观点。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淞沪会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发生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他们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寄托在外国的干预上。台儿庄胜利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他们为一两个胜利冲昏了头脑，希望尽速结束中日战争。
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日后，曾于1937年8月20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战争指导方案。这个方案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方针，并将这一方针概括为“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渐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国民党对日态度转为强硬，并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国民党提出“持久消耗战略”，主要是以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为根据。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办法，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曾说：“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即从七七抗战到武汉、广州失守前7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即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缺少相持阶段这一最重要时期。
国民党在提出“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后，也没有为实现这一方针制定出长期有效的具体方略。在抗战所依靠的力量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而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进行片面抗战。这就使持久战失去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即是失去了达成持久战的精神和物质依托。在作战形式上，他们搞消极的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蒋介石规定抗战获胜的要点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的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然能给敌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是很困难的。
总之，国民党、蒋介石虽然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并制定了“持久消耗战”方针，但并未解决关于抗战前途及战争指导等重大问题。科学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即开始认真探求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与斗争策略。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他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1936年4月20日，张闻天在一篇题为《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阐述了中日战争的一般发展趋势，他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泻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已经比较明朗化，这些观点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得到全面展开。
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了《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在这份文件中，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我正义战争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系统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使我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更加明确、更加具体。
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问题作了阐述，指出全面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方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着重指出：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
洛川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陆续发表文章，阐发持久战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路线方针的集体探索，为毛泽东系统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的延安春意浓浓，人们无心欣赏大自然的天姿娇色，而时时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所困扰。为了加强对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在延安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
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前，微弱的灯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好几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的饭，一条湿毛巾放在桌子旁边，疲倦时用它擦擦。桌上还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用劲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几天过去了，他终于写成了《论持久战》。
在这篇讲演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抗战十个月来的战争经验，并集中全党智慧，科学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前途及发展规律，使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达到了系统化。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先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及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策略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由于敌强我弱，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敌我之间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回答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前途问题以后，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各种特点及双方力量强弱对比的变化趋势，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人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大举进攻中国，占领大城市和交通线、扩大领土、人口和资源，试图迅速征服整个中国。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
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确定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到达此终点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第二阶段仍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但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又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取决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将实施战略反攻，收复失地。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同时，必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战略配合作用。
毛泽东在论证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持久战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之后，进一步阐述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为。战争又有其特殊性，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目的，是战争的本质，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这个目的，又是战争的基本原则，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积小胜为大胜，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指出，进行持久战具体的作战方针和原则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和战略保守阶段中，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实行这一方针，在作战形式上，第一阶段，主要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到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读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观点也有所触动。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把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主要不是他的头脑比别人发达得多，而是他读书和思索问题比别人刻苦得多。正因为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以比一般人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