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突然，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事变发生后，应立即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决断，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因此，在如何解决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曾有过各种考虑，也是情理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党中央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决定，独立自主地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从而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中共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渠道也逐渐打通。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总体上还是继续坚持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既定政策。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上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的态度，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但这时蒋介石顾虑重重，又令陈立夫、张冲回国，改由孔祥熙在南京同苏联大使谈判。3月初，从苏联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密令回到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王明表示，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潘汉年于5月初回国作为联系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国内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月22日，蒋介石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陈立夫受命寻找同中共的关系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交通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经谌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但这两位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最初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传递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西安后，张学良从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2月19日，张学良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董、张送到延安，再由骑兵护送到瓦窑堡。2月27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这时，毛泽东、张闻天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并立即将他们带来的信息电告了毛泽东、彭德怀等。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还提出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五项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经西安回宋庆龄处复命。从此，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接通了。
董健吾南返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
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召开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研究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认为他有抗日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将他划人民族改良派之列。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促进与国民党当局的接触和谈判。
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这时，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也日趋激烈。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为了全力对付两广事变，蒋介石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因此，由陈立夫主持，通过曾养甫、谌小岑等人经由张子华等人，就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等同中共进行接触。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也产生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13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他走向抗日的态度更明确了。
8月8日，潘汉年经香港、南京辗转到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会谈的情况，并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3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5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党的统战方针由“反蒋抗日”正式转为“逼蒋抗日”。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潘汉年于9月24日带着周恩来22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和《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保安赴上海，继续商谈国共两党谈判事宜。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可以赴广州谈判，以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在这时，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企图以武力解决西北问题。在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情况下，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
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3000人，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12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被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11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12月1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12月4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地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得知此事后，于12月1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
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15日，毛泽东等15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实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并呼吁“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同时，中共中央电令潘汉年，要他在南京、上海“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
周恩来17日乘坐张学良的专机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人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朱、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电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12月19日当天发表了。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政府代表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开西安经洛阳回南京。在飞机上，蒋介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颠倒黑白，歪曲事变真相。27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发表声明，意欲对口头诺言予以否认。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的种种谬论，敦促他实行已经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希望蒋“言必信，行必果”。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突然，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事变发生后，应立即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决断，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因此，在如何解决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曾有过各种考虑，也是情理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党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决定，独立自主地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从而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袖在政治上的成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推动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成为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从1937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往返于延安、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达七个月之久的谈判，商讨建立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既坚持正确立场，又作出一些重大让步，迫使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