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民族战争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在193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

在陕北安家后，中共中央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确立新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遵义会议时，中央只纠正了当时“左”倾领导的军事冒险主义错误，没有纠正事实上存在的政治上的关门主义错误。红军到达陕北前后，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北方的侵略，其侵略魔爪已从东北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党原有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还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已开始考虑政治路线问题，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作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对华北的武装侵略的决定。但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未能再进一步讨论有关政治路线问题。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周恩来等着手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一个月以前即1935年11月初的一天，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远道来到陕北。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自1932年以后，一直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与王明在一起工作。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改变了以往的策略路线，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的策略路线。此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大会尚未结束，林育英便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这一新精神。

林育英头戴毡帽，身穿光板皮袄，挑一对货筐，装扮成货郎模样，路经蒙古，步行三个月，巧妙地躲过敌人的盘查，风尘仆仆来到陕北。他两手空空，没有携带电台、文件、密电码和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而是事先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统统背下来，记在脑子里。11月中旬，他到达瓦窑堡，把记忆的共产国际指示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林育英）、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首先将当前形势的特点概括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据此提出1936年的红军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随后，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并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

会议讨论政治问题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经过讨论、争论，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从国内看，“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注意防止右倾错误的出现，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抗日的，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左翼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不同，他们的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了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多数同志同意东征，但也有人担心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以发展求巩固，还是以巩固求发展。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在193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

争论最后原则通过毛泽东的意见。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对外改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分成左路、中路、右路，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东征战役。出发前当地曾下了一场大雪。一生酷爱晶莹白雪的毛泽东伫立山坡之上，久久凝视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壮丽山河。巍峨多姿的北国风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使他胸中激越豪放的诗情喷涌而出，回驻地后挥笔写下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东征的红军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沉重打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红军在20余个县宣传抗日，并新增红军约8000人，筹集大批资财，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

东征期间，刘志丹在率红二十八军攻打三交镇时，英勇牺牲。毛泽东万分悲痛。后来，他在为刘志丹题词时写道：“我初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献身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东征战役的胜利，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尔后我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鉴于蒋介石调集大批中央军入晋，为避免大规模内战，5月5日，东征部队返回陕北。

5月19日，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十五军团及红二十八军等，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始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挺进，进行西征战役。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打击了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红军歼敌两个团1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占领了陕西西北、甘肃东部至宁夏的盐池、豫旺等城镇，开辟了纵横200余里的新根据地。西征战役不仅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扩大了苏区。7月，将原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至8月底，全部陕甘宁根据地东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达到了空前的巩固。事实证明毛泽东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原甘肃境内胜利会师。红军主力的会师，使一心致力于“剿共”事业而未能如愿的蒋介石气急败坏，遂于11月上旬，调集十几个师向北追击红军。11月17日至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先于萌城击溃敌军一个旅，后于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三二四旅两个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山城堡一战给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敌人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到达陕北保安，同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会合。12月7日，组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23人为委员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改组，第一次实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毛泽东对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和陕北红军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军委机关等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

为实现全党由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193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根据会议精神，4月15日，党中央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党的任务是：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为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政治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以军队来威逼中央”、“造成了中国党与苏维埃运动空前的罪恶行为”。明确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党的干部战士，对他们的英勇业绩给了充分的肯定。中央决定张国焘退出红军工作，但仍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军经过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的批判，认清了危害，增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毛泽东的统率下，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党内斗争方面连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结束了党和红军分裂的局面，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奠定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为实现党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作了铺垫。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迅速从失败的逆境中走出来，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