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书得意之笔

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以3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红军迂回曲折，大步进退，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困疲敌人，歼灭敌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入滇，巧渡金沙，示形于东而形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从而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5万多入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土城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红三、五军团是作战的主力。战斗于28日凌晨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川军也不像原来估计的那样不经打，而且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毛泽东立刻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的情况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不好，基本上是消耗战。博古那时曾讥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2月8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聪明的指挥员不在于不吃败仗，而在于吃了败仗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变得更聪明。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审时度势，敌变我变，适时调整作战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他果断地提出放弃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2月20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登上娄山关山顶，毛泽东极目远眺，心潮澎湃，诗兴大发，随后写下长征以来第一首千古绝唱的词章：

这首词一扫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心头的沉闷情绪，表达了毛泽东从青杠坡战役阴影中走出后的悲壮、豪放心情。

是的，毛泽东完全有理由舒展一下紧绷的思绪，借景抒情，倾诉一下内心的远大抱负。遵义会议以来一个多月，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我军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如坠入云里雾里，摸不清我军行动方向。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我军处处主动，生龙活虎，进退自如。敌人扑朔迷离，处处被动，疲于奔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用兵出神入化，胆略超群，他从井冈山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指挥艺术，逐步趋于成熟。

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职权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可以说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后，周恩来特别尊重毛泽东的指挥，他对于个人权力的削弱是怎么想的呢？他从来是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得失，认为谁的才能高，就应由谁来掌握大权。会后他跟毛泽东走在田间小径上，心悦诚服地说：“这样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和王稼祥给以充分重视，经三人讨论后形成决定，然后下令加以实施。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往往能使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周恩来总是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毛泽东做好每次战斗的组织和布置工作。

对于周恩来辅佐毛泽东执掌“帅”位的这种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过一段恰当的描述：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1976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

正是毛、周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红军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

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敌人在贵阳及其周围只有正规军四个团。蒋介石一面命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了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当时，滇军离贵阳较近，蒋介石对滇军十分倚重。3月31日，蒋介石连发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的电报给滇军孙渡，让滇军前来贵阳增援。蒋介石这着棋，恰恰中了毛泽东的“计”。还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就曾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上当了。

为了继续调动滇军，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向东佯攻。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4月5日，佯装东渡清水江，摆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势。蒋介石又一次上当，他除命令孙渡率滇军追击中央红军外，还电令湘军到黔东防堵，桂军在平越线防堵，吴奇伟纵队尾追。一时间，各路敌军齐向黔东奔集。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看到调出滇军的目的已达到，西进云南的道路已敞开，便决定执行党中央已制定的战略方针：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17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贺子珍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增强了与伤痛作斗争的力量。她在担架上足足躺了三个月，伤势才逐渐好转，重新迈开自己的双腿继续行进在长征路上。在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她始终铭刻在心。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时，她眼睛里总充满了深情，对人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4月28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遇上了昆明方向急驰而来的三辆汽车。在周恩来的指挥下，部队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江水奔流而下，波涛汹涌，水声如雷，被人称为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不见了踪影。望着波涛汹涌、浩荡东去的江水，敌人只能望江兴叹。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追兵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

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也就结束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以3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红军迂回曲折，大步进退，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困疲敌人，歼灭敌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入滇，巧渡金沙，示形于东而形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从而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曾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统帅全军后，没有辜负遵义会议和广大红军将士的重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