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他的‘瓮’，岂不是傻瓜！”
……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确立。
12月12日，部队到达湖南边界的通道双江镇。迫于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呼声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建议，周恩来在征得博古等人的同意后，在该镇的一座古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会议。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进入湘西与贺、萧、王、任（弼时）会合，以便放下行李挑子，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李德甚至想当然地提出以下建议：让在平行路线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战略要地运动的敌军超过我们，然后再由北转入湘西，依靠湘西根据地，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造新的大片苏区。
毛泽东听完李德的发言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当然，能够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是最好不过，但是红军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元气尚未恢复，又怎么能与30万敌军打仗？蒋介石在湘江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已在湘西地区集结重兵挡住我们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去路，而且这一次是集湘军、黔军、桂军三个方向进行夹击，敌情十分严重……”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人’他的‘瓮’，岂不是傻瓜！”
李德瞪圆眼睛听翻译讲完毛泽东的话，好比头上挨了一棍子，他再也坐不住了，中途愤然退席。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先是王稼祥忍痛从担架上抬起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尔后是张闻天表态：“毛泽东讲的都是事实，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疲弱之旅怎么能与五倍于我的敌人再拼一次。到了改变行军方向的时候了！”与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领导人也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在众口一词的发言中博古感到十分孤立，他沮丧地说：“不按原方案走，那红军应往哪里去呢？”
毛泽东乘势果断指出：“黔省防御力量薄弱，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不堪一击，红军可乘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张闻天、王稼祥又异口同声说：“赞成，进军贵州！”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觉得火候已到，便站起来扬声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只有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能摆脱困境。”
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博古虽然没有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但也认为绕道贵州会顺利些，所以也同意了向贵州进军。
湘江之战以后，李德、博古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周恩来有权决定召开通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及许多同志的正确主张，表明最高“三人团”开始分化，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开始改变最高“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正像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所概括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西进贵州。
12月14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举攻占黎平。但是，争论并未停止。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开始清算“左”倾错误，史称“黎平会议”。
会上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李德虽未出席会议，但他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严厉地谴责李德、博古把军队弄得不像一支革命军队，部队脱离了群众。他还批评没有把转移中的真实情况告诉红军指战员，他提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毛泽东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使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接受了他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了李德。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黎平会议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说明毛泽东已开始影响党和红军的命运，政治局的多数同志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纷纷向毛泽东靠拢，这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停下来休息。此时正值南方初冬季节，橘子挂满枝头。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忧心忡忡地议论当前形势。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王稼祥连连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
从1934年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向胜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才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而张、王在黄平橘林的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并从组织上限制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所有这一切，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是黔北首府。这里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处，也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市面繁荣，物产丰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在这里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长的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全党上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一座二层楼的楼上举行。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经常事务，所以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具体地说，即：（1）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2）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开始，是由博古主持。首先，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在报告中，他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由于他对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他在报告中还以坦荡的胸怀，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
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本人作反报告。他首先对博古的发言作了概括性评价：“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随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他在发言中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为此他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还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对比说明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的重大牺牲。毛泽东还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致使红军在强敌面前束手无策。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批评：认为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中的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方法，毛泽东指出这种方法“极端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获得了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继毛泽东发言以后，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第一人，作用很大。所以，后来毛泽东和中央很多同志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发言后，张闻天也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在发言中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由于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所以他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胜利起了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后来曾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此外，担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会上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正是周恩来的鲜明态度，有力地促进了会议的最后成功。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
只有李德拒不认错，博古也不同意大家的批评。何克全甚至在会上对毛泽东嚷道：“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他无言以对。
由于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已十分愤懑和不满，赞成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迫切希望毛泽东出来领导，所以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
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半个月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建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而毛泽东被确定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思想、意志的贯彻和实施。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统治我们党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我军才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