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要求把王稼祥、张闻天和自己编在一个纵队。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聊的绝好良机。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并报共产国际批准。此后，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但转移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充分听取政治局成员的意见。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在“三人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博古和李德。虽然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但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9月29日，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
直到突围开始行动时，红军总部才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学习张闻天的重要文章，广大红军指战员才知道，他们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达的军政命令中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
此行何处，事关这次战略转移的重大战略意图，当时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一直秘而不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这时他们想的，只是先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其余的都顾不上了。
就像转移的方向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下的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向周恩来征求了军事方面的干部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兼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革命斗争。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和古柏也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留下的许多中共优秀党员如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等都在主力红军转移不久，相继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死得都十分英勇，十分悲壮。
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当然也无权参与突围进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但是凭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已预感到战略转移在所难免了。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对战友的生死去留仍挂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过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王稼祥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伍修权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正式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并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想到贺子珍还不知道允许她同行的消息，以为这一别将难以相见时，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做好出发的准备，并叮嘱她一定抓紧时间把他们的儿子小毛安顿好。同时毛泽东也迅速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向大家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毛泽东向在场的干部们激动地说：“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怕。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10月18日下午5点多钟，出发的时间终于到了。毛泽东和20多名工作人员在于都与路经的中央纵队会合在一起，踏上了转移的征程。毛泽东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多个口袋的旅行包。
“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将有多长。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作“西征”，因为红军突围的方向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方向，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试图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
西征的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缓缓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全军达8.6万多人，其中红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7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共有1万多人。
按照李德的“设计”，这8万多人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其后为红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红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呼拥着的轿夫。
这支庞大队伍还携带了很多辎重。驮着印刷厂、兵工厂和造币厂机器设备的大批骡马，挑着各种“坛坛罐罐”的几千名挑夫，摇摇晃晃地掺杂在行进的队伍中。这哪里是在行军打仗，简直就是一次“大搬家”。如此庞大的队伍，为躲避敌军，又只能走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
尽管长征前夕，红军曾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从而使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转移路上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持续三个月的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了8600多人。而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损失和减员竟多达3.05万人。这样，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战争如此残酷和无情，使一切参与者感到心在流血。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博古看到到处是溃不成军的队伍，遍地是横躺着的红军尸体，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指挥失当时，他感到无地自容，痛苦地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幸而被路过的聂荣臻发现，才避免意外的发生。
是啊，对于当时年仅27岁的博古来说，这个责任是太重大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年轻和无知带来的失误吗？不是，是由于狂妄和自大，是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导。
还是刘伯承说得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一江鲜血，洒在红军西征的路上，也洒在红军战士的心头，更使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痛苦难忍。
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瞎指挥，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崽卖爷田”了！目睹湘江的大败，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不是一个没有胸怀、不讲斗争策略的人。早在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但是，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这种认识。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不搞非组织活动。他只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在被剥夺党政军实权而成为空头政府首脑以后，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潜心搞调查研究，尽其可能为中央决策提供积极的建议，等待多数同志的觉悟。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纠正错误，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人的想法。可是现在，长征途上的红军已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也开始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终于挺身而出，开始酝酿发动一场撤换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的斗争。
毛泽东开始谨慎地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内寻找合作伙伴。他首先争取的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中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要求把王稼祥、张闻天和自己编在一个纵队。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聊的绝好良机。
王稼祥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1925年19岁那年他投身于革命洪流，来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所大学——上海大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老一代著名领导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的影响下，王稼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但同时也卷进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旋涡。1928年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由于回国不久，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王稼祥支持和拥护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观点，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
1931年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被派赴中央苏区。到苏区后，在江西龙冈地区王稼祥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区中央局内部争论的问题。毛泽东从政治，谈到军事，简明扼要，有理有据，展现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使王稼祥开始对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钦佩。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曾说：“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在毛泽东受排挤的情况下，王稼祥与朱德、周恩来一起，灵活地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原则，抵制“左”倾的军事冒险主义，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就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王稼祥在带领大家防空时不幸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扔下的炸弹弹片戳穿，被送进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尽管医院尽了全力，挽救了他的生命，但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伤口久久不能愈合。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一直担心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上曾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十有八九会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后来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他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
眼下，久病不愈坐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与自己敬佩的毛泽东同行同宿，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行军途中，一天黑夜，王稼祥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宿营地休息。互问病情后毛泽东狠狠地嗅了一口烟味，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
此话正问到了久积王稼祥心头的大事，王稼祥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却反问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王稼祥不假思索回答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附和地点了点头，然后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他抬手往西一指，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已从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当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前以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绝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
就这样，毛泽东首先和王稼祥达成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
张闻天与王稼祥一样，也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中共领导人。不过他不止留过苏，还留过日，留过美，是党内为数不多闯荡过世界的大知识分子。
张闻天早年曾在苏联留学三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初，根据组织安排，他与杨尚昆等人秘密回国。由于他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才华横溢，学识丰富，很快被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看中，当上了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党中央办的《斗争》、《红旗》等杂志。不久，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全面执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处于当时的特殊地位及历史条件，张闻天也帮助推行了这条路线。
但是，张闻天并不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忠实捍卫者，而是一位对党忠诚老实，有错必纠的正直的共产党员。特别是1933年进人中央苏区后，通过工作的实践，尤其是通过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比较，他开始逐步认识了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节节失利，根据地一天天缩小，这更使张闻天对“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军事方针产生了看法。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斥责这次战役是同敌人死拼，遭受了不应有的失败，并激愤地对博古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也得有点主见。会后，他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毛泽东，并表示要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决裂。
不久，张闻天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与博古有矛盾，他担任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受到排挤，被明升暗降。
当时，张闻天住在瑞金下肖区的沙州坝，毛泽东也住在这里。由于是邻居，又是工作上的搭手，他们频繁接触，交往甚密。尽管毛泽东比张闻天年长五岁，但他同张闻天在日常工作中一直配合得很默契。通过接触，毛泽东感到张闻天是一位忠诚老实、与人为善的好同志，同时，也是一位才学过人、精明强干的难得人才。尤其是当他了解到张闻天对广昌战役的指挥不满时，对张闻天的看法表示赞同。
张闻天与毛泽东共事一段时间后，他也感到毛泽东并不是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是老“右”倾。他对政府工作谙熟，对经济建设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些都给张闻天以深刻影响。正因为如此，凡人民委员会商讨大政时，张闻天都很注意倾听毛泽东的意见，有时还请毛泽东直接参加会议并给予指导。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后，24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易、寻淮洲发出指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开展游击，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同天，周恩来又向中共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州，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要求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它支援。这样，周恩来原来计划的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被搁置起来。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从前线被调回瑞金，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4月10日，博古和李德亲自出马，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与有着优势兵力的良好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尽管给敌人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受很大伤亡，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在此过程中，留在后方的周恩来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仍积极向中央建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地方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相通之处，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俩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常常与周恩来一起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是看重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也深深了解周恩来在“左”的领导夹缝中的苦衷。
毛泽东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中的战略指导原则有了更多的了解。
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增强了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行军战略方向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