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敌深入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

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即调集1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大“围剿”，并扬言要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彻底解决问题。

针对蒋军的“围剿”部署，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付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充分依靠人民的支援和有力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在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时，再集中兵力实施反击，于运动中歼灭敌人。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于10月30日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得到了通过。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签发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各部4万余人，全部移师赣江以东地区，敌发现我主力东渡赣江后，立即集中主力于赣江以东，寻求与我主力作战。于是我军除以少部兵力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外，主力分别从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保存军力，待机迫敌。12月1日，我红军主力又秘密转移到苏区中部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

红军主力在黄陂、小布等地区集结后，抓紧进行政治鼓动和临战训练。总前委在小布还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深刻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强了苏区军民的胜利信心。会前毛泽东写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这期间，总部和总前委还专门颁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和《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取得反“围剿”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2月24日至28日，敌人在企图将我军主力消灭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及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的计划接连落空后，其主力已推进到龙冈、黄陂一带。此时的敌军在根据地军民的阻击和袭扰下，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疲劳沮丧，许多弱点暴露无遗。我军实施反攻的时机已到。

但是究竟先打谁，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应首先打击谭道源、张辉瓒两师主力。因为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谭、张两师各约14000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处于绝对优势。经过总前委的反复研究，同意了“对敌实行中间突破，先打张、谭两师”的计划。

当我军伏歼谭敌未成之后，12月28日敌张辉瓒师两个旅进入龙冈地区，毛泽东、朱德于30日至翌年1月3日指挥红军，利用龙冈周围峰峦重叠，群山环抱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发起猛攻，一举全歼敌近1万人，活捉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龙冈大捷后，我军乘胜挥师东进，于东韶又歼谭道源师一个旅。至此，敌人所谓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为此，毛泽东挥毫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词句：

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20万人的兵力开始组织了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次敌人“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主力从三面“进剿”，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的战略，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此时，我军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接受；我军数量虽减到3万余人，但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休整，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也得到加强。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3月，中央苏区党政军民进行了充分的反“围剿”准备。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领导人取代李立三，执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虽然他们在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所发出的一些指示和训令中，也承认诱敌深入“是可采用的战略”，但其中心思想则是要红军先发制人地去进攻敌人的主力。或在敌人开始“围剿”时同它决战。同时提出在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就给第二次反“围剿”带来了新的困难。

4月1日，20万敌人分四路向我大举进攻，此时，由于对反“围剿”方针有分歧，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多次举行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在20万敌人包围下，只有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将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以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另一种意见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苏区。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气魄。他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认为，敌人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各系矛盾，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又人生地不熟。而我则红军好，群众好，地势好。最后，苏区中央局经过充分讨论，终于再次肯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艰苦斗争，持久作战”。

那么，先打哪路敌军呢？毛泽东经过仔细分析主张：先打王金钰军。他认为，王部刚从北方调来，水土不服，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同时，如果我歼灭王后，又可就势向东横扫，并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

战斗开始后，一切进展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计进行。5月16日，我军首战歼敌二十八师大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接着我军又经过5月22日的中村战斗、5月27日的广昌战斗、5月31日的建宁战斗，前后五战五胜。在半个月的作战中，我军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之“围剿”。

此次反“围剿”作战，我苏区广大军民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先打弱敌，各个击破，巩固和扩大了苏区，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反“围剿”的胜利证明，毛泽东提出并坚持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战后，毛泽东心旷神怡，遂作新词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敌人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很快于1931年6月组织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这次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并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逐渐深入“清剿”。

我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预见敌人必将举行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经过第二次“围剿”的惨败之后，新的进攻会来得这么快，以致当敌人进攻时，红军还处于分散状态。同时，这时部队经过第二次反“围剿”苦战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这就给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6月30日，毛泽东及临时总前委在判明敌人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的企图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除以一部协同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战和游击战迟滞敌人前进外，迅速收拢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军主力，向苏区中心区回师，准备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一方面军主力相继从各自工作区域出发，紧急行军，于7月22日前到达雩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第三军主力、第三十五军、第七军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于28日到达苏区后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为反“围剿”创造了条件。

当我军千里集中兴国之时，敌已“长驱直入”，占尽苏区要地，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由于敌人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防守的兵力比较薄弱，对此，毛泽东提出了我军的作战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带，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等到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其不备，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这叫作“自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战略”。

可是，正当我军主力由兴国之高兴圩向富田开进时，被敌发觉。并先我占领富田。我军遂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再寻歼敌之机。此时，我西临赣江，东、北、南三面临敌，情况十分危急。于是，临时总前委果断决定，主力迅速向东部的莲塘、永丰县南部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突进，绕到敌后方，再寻机歼敌。接着，我军又乘黑夜秘密从敌人一个40华里的空隙地带，经高兴圩转入莲塘地区，这样就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紧接着我军分别于8月7日至8月11日，接连取得莲塘、良村、黄陂的三个胜仗，毙伤俘敌1万余人，从而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敌发现我军主力所在方向后，12日至15日又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了我军的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此时，我军正经历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红一方面军首长一面令各部队抓紧时间在大山里隐蔽休息，一面分析敌情，确定行动计划。毛泽东针对敌人最怕我军北出临川的情况，决定以一部向乐安方向佯动，牵制敌人，主力将秘密西返兴国境内隐蔽休整，待机歼敌。

8月15日，我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利用夜暗，从东进的两路敌军之间的一个10公里的大山中偷越过去，回到了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8月底，敌军在被我佯动部队拖了半个月以后，发现我军主力已由君埠以东地区西去，即下令各部西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毛泽东于9月初又率主力继续西移，转移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

此时，敌军在我中央苏区已奔命两月，不仅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八师等部遭我歼灭性的打击，而且其余各部也受尽了我苏区广大军民的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相反，我军三战三捷，士气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令各部实行总退却，实际上这时蒋军对我军的第三次“围剿”已经结束。

通过连续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红军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和发展。苏区武装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从此以后，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它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作出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