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在赣南、闽西以及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首先批评了他的悲观思想，并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对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道路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从在井冈山领导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期实践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在广大农村大有作为，并力求在理论上给予阐述。但那时主要是强调工农武装割据对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的重要意义，还不是指以“农村包围城市”。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巩固与扩大，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看问题的角度、视野比以前开阔了，他在探讨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农村能否战胜城市的问题。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和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赣北、赣南、赣东红军武装都有日益发展之势，“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还未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问题，而只是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应面向更多的省份、要更多的红军和更多的群众来参加。因为，要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首先的一条就是必须有广大的农村作为巩固的阵地；其次，要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和广泛进行的游击战争。而在当时，这两个条件是不具备的或者不充分具备的。
1930年初，在赣南、闽西以及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首先批评了他的悲观思想，并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对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道路的基本思想。他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及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红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把红军力量加上去，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适合的。因此，必须有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以农村为立足点，实行波浪式推进，逐渐向城市发展的思想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这样，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也就初步形成了。
毛泽东在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后，马上把它用于指导战争的实践。1930年1月下旬，红四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在广昌的东韶胜利会师以后，毛泽东及时抓住时机，根据军阀混战日益扩大的形势，进一步对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作了部署。红四军在赣南，实行以纵队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巩固和扩大了赣南红色区域。
此时，毛泽东了解到江西省委的一部分人制造种种借口阻挠土地革命的进行，致使各项工作陷于瘫痪的情况。于是，在给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的信中，进一步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及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战略计划的设想，同时建议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1930年2月6日至9日，联席会议在吉安县的陂头村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就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作了详细的报告。他指出：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普遍地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红色武装，并使小块苏维埃与零星的红色武装继续发展，渐次汇为一个总流，然后结合着城市暴动逐步夺取全国政权。会议详尽讨论了政治、土地、红军、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等重要问题。
这次会议根据“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把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并制定布置了攻取吉安的军事计划，作为实现“争取江西”战略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
不仅如此，这次会议还根据实现“争取江西”战略计划和今后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原来中央任命的红四军前委的基础上，扩大成立新的前委，以统一指导当前的斗争。
总之，这次会议把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思想具体化了。正如后来毛泽东与斯诺所说：1930年2月7日，在赣南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代表大会，讨论了苏维埃的未来纲领。大会决定实行土地重新分配，加快苏维埃的建设。在那之前，红军只是建立了地方和乡苏维埃。农民们对这个新区域的热情支持，对这后来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起了积极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红四军和地方部队进攻吉安不克，转攻赣州又不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3月17日及时召开会议，改变了集中兵力攻打地区性中等城市的方针，适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及壮大工农武装的力量上。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为基础，以三个月为期，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割据。会议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应实行不脱离根据地的战争，并确定了“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正确方针。
这次会上发出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在充分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敌情形势的基础上，决定红军实行一次大的分兵行动，以打通闽、粤、赣三省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对分兵游击的区域作了明确的划分。
《前委通告（第三号）》根据当时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并相应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法。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往来驰骋于闽、粤、赣三省边界。4月，在南康、大度、信丰一带活动，沿途扫荡了地主民团，摧毁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子，建立红色政权，使赣南各红色区域迅速连成一片。5月间，红军主力又东转安远、寻邬一带发动群众。6月，毛泽东、朱德又率领红四军三进闽西，根据中央的指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已经基本实现，形成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的过程中，具体运用了以赣南、闽西“农村”包围江西“城市”的指导思想，并获得初步的成功。到1930年夏天，红军经过近三年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3万余人。这一时期，中央根据地的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遍及十一个省一百多个县，并逐渐由过去的小块、分散、流动状态，发展为成片的、范围较大的比较固定的苏区。
但是，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在全党占据领导地位，他的正确主张和做法不断受到否定和冲击，他不得不在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的前提下相机行事。
就在红军及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党内又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使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决议案在革命任务的问题上，否认“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提出要“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指责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进而“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对其他苏区的红军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并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于如何执行这个冒险计划，身为红军第一军团总政委的毛泽东，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毛泽东并不赞成这个冒险的方针。为此，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但并没有直接去打南昌，而是经广昌，绕兴国，于7月24日攻占樟树镇（今清江县城）。接着又率部西渡赣江，尔后又派两个纵队袭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随后，红一军团又转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这样，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使红一军团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
8月18日，为了消灭敌人，援助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又进抵万载县的黄茅。并于20日采取奔袭战术，一举歼灭文家市三个团又一个营。23日，在永和市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并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及总前委，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并在同时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任主席。
按照总前委“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红一方面军于28日进抵长沙近郊。鉴于长沙守敌较多、工事坚固的情况，总前委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方针，原地待机。其间我军除歼灭少数出击的敌人外，曾两度进攻长沙，但都未奏效，红军受到一些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总前委决定撤围长沙，并转移到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10月4日，红一军团一举攻克了赣西重镇吉安。这之前毛泽东曾说服了一部分仍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人，同时也说服了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使他同意了红一方面军的计划。这样就使红军有充足的时间，开展群众工作，筹措给养，为迅速准备反对敌人第一次“围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