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是这种人民的武力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我国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又通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队，以挽救中国危亡而创立起来的。参与创办黄埔军校，是我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开端，表明我党已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揭开了我党军事史上光辉的第一页。
依照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开展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创建黄埔军校开始，到成立黄埔学生军和国民革命军，我党都以苏联红军为榜样，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1924年10月,26岁的周恩来刚刚从欧洲回来两个多月，便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接受了党交给的重任，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很快又遵照我党的决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从此，周恩来穿起一套黄色军便服，每天清晨，披着羊城绚丽的彩霞，健步来到烟波浩淼的珠江“天字”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政治部工作；傍晚，他迎着南海带着碱涩味道的暮风，兴致勃勃地离开“黄埔”码头，回到两广区委的寓所，处理党内事务。
周恩来一踏进军校大门，立即为革命军队的建设而紧张地工作。他利用训练间隙，接近教职员、学生，亲自了解群众的心声。简陋的学生宿舍，嘈杂的小吃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热情而风趣的谈吐，很快就抓住了大家的心，使大家在闲谈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政治部是军队中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机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负责全校的政治训练，把革命的政治课放在重要地位。课程除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外，还有苏俄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当时社会上，对黄埔军校普遍有“国民党的党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之称。军校政治部设有组织、宣传、事务三科，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机关的职能。
在创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周恩来等创造性地运用苏俄红军建设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革命军队的性质、宗旨及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作的《军队中政治工作》讲演中明确指出：“军队是一种工具”，“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他在《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讲话中，强调“革命军是党的军队”，必须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晓得时代的政治”，“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要宣传组织群众，要对敌军士兵进行争取改造工作。他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指出了军队的宗旨和政治工作任务。他说：“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是这种人民的武力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形式。周恩来经常找该会的负责人蒋先云等研究情况，给他们出谋划策。在他的关怀指导下，“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发展会员二千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扩展到陆粤的陆军和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在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集会，宣传戴季陶的什么《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硬把孙中山先生说成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妄图扭转历史潮流，破坏国共合作。为了戳穿这种谬论，“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朝着孔庙里走，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东，拍手称快。这幅漫画对国民党右派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很快贴遍了军校内外，反响强烈。
政治部出色的工作，得到我党和广大进步师生的高度赞扬，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切齿嫉恨。他们诡称政治部是“赤色黄埔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破坏统一战线，甚至唆使“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教授部的官佐林振雄制造事端，殴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极大愤慨。这件事发生后，周恩来十分气愤，他立即找军校的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生无不交口称赞。但人称蒋介石“第一只手”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共产党人进攻，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在一个个旋涡面前，周恩来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劈波斩浪，镇定自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委员会会议，决定由蒋先云等出面，公开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当时蒋介石由于羽毛未丰，佯装公允，不敢公开庇护王柏龄，使得这个“教授部主任”威风扫地。从此，黄埔军校就留下了周恩来打断蒋介石“第一只手”的佳话。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出色工作不仅为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做了思想组织准备，而且也为我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建设人民军队，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还经历了一次出生入死的考验。
1925年春天，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直接参与领导了讨伐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的这次东征。就在东征节节胜利向前推进之时，盘踞在广州地区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却叛变了革命。广东革命政府立即下令东征部队回师广州肃清叛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回师广州。途中，传来了五卅运动发生的消息。6月12日，回师部队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经过三天的战斗，在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的配合和广州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息了这场叛乱。可以说，周恩来是带着满身的尘土硝烟投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
周恩来到达广州后，正值香港、沙面两地工人酝酿大罢工，他立即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并与有关同志商量组织群众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还对游行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大游行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组织军人和学生参加群众游行。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不仅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从学校中抽出一个营组成黄埔军校的游行队伍，并决定亲自率部参加，以鼓舞士气。这件事情后来被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知道了，他对此非常不满。
6月23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黄埔军校的队伍聚集到东较场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军队走在全队之后，表示军人是和平示威民众的坚强后盾。
游行队伍三人一排，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官兵们手里拿着“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小旗，高呼着口号向前行进。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给走在前面的群众很大的鼓舞。
就在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向毫无防备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始炮击。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在全副武装的外国侵略者面前纷纷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来两侧同他并肩前进的两人都不幸被子弹打中而身亡了，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黄埔军校的士兵和学生们一面以人行道的石柱为依托进行还击，掩护群众撤退，一面监视着河对岸的情况。由于事起仓促，路狭人稠，无法躲避，当场死亡50多人，受重伤100多人。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就有23人，受伤5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沙基惨案”。后来，周恩来不止一次向邓颖超谈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以致邓颖超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仍记忆犹新。她曾说：“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遇到的险情。”
望着扑倒在血泊中的同胞，黄埔军校的学生士兵们不愿轻离沙基。大约下午4时左右，下起大雨来，沙面才停止射击，各医院救伤队也纷纷赶来。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闻讯后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她见到众多的死伤者，不禁失声大哭。周恩来的眼泪这时也和着雨水顺颊而下。疯狂的屠杀，同胞的鲜血，更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1925年7月1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31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向广大工人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大革命时期，除周恩来外，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对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有重要建树。比如：李大钊代表党的中央局指导北方地区的工作，对开展冯玉祥国民联军的政治工作做了重要贡献。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讲习所，非常注意政治教育。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等曾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讲授形势、任务和政策，对开展该校的政治训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恽代英在《党纪与军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军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二是要能够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又如，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就对党代表制度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该信指出：军中党代表制度，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而要实行这一制度，以党治军，党必须是组织严密，且有无上权威。由于现在的国民党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主张国民军不设党代表，而由政治部主任负责攻治工作。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及理论探索，不仅对于提高革命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保证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