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意识渗透于社会观念的各个方面。农民文化当然也不例外，无时不表现出强烈的伦理特征。应该说，大小传统的交互影响，在这一领域最为频繁而强烈。尽管如此，农民的伦理观念仍然具有与大传统相异的特质与面目。下面，我拟对此做一点简略的描述。
一，伦理秩序。农民是被支配者，宗族组织秩序用不着他们操心，但是生活使他们拥有强烈的秩序感，农民对社会伦理关系的脉络与称谓有异乎寻常的清晰的认知——乡下孩子会排辈，会认亲。无论多么复杂的亲戚关系，乡下人都能顺得一清二楚。
（一）家庭。家庭是农民伦理秩序的核心。中国农村社会向以小家庭为主（近似于西方社会学所谓的“核心家庭”），家庭成员主要是妻子儿女（丧失劳动力的父母则轮流由诸子赡养），“做生意不着是一时，讨老婆不到是一世”，“家无妻，室无梁”，讨不着老婆只能算半个人，死后连进祖坟的资格都没有。“富人养骡马，穷人养娃娃”，多子是穷人的骄傲。有这样一则民间故事：富人和穷人互请吃饭，富人多金，桌上四角放元宝，穷人多子，四角立四子，吃饭时可以随时抬起桌子找荫凉，结论是儿子胜过金子。尽管有孝道在前’，可农民对诸房同居的大家庭不感兴趣，因为生活多纠纷，生产无积极性，他们的注意力，还是在自身小家上。
（二）宗族。宗族在理论上也可说是农民所谓的一家人，依血缘的浓淡，关系由近及远，同祖，同曾祖，五服和出五服的，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依关系远近而轻重，讲辈份序年龄是乡下的一般规矩。俗语“十可富”中，第一便是“孝亲族”。不过，宗族意义上的“一家人”有相当大的水份，一般只有在对外时才有这种价值。
（三）姻属。即由婚姻而派生出的亲戚关系。这种关系因父系社会的缘故，在相处原则上有扭曲的现象。一般来讲，媳妇向着娘家和丈夫听老丈人、舅爷的，均属失德行为，俗话“十要贫”之一就是“陪女门”。但是农村又讲究“娘亲舅大”，舅爷在家中的权利和地位都是相当可观的。不仅有关女方的事务他有权过问，对死去娘的孤儿，他也有权干预。姻亲也有相助的义务，但“权利”性稍差。
（四）街坊。同村而居者，虽非宗姻，但“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有不成文的出入相友，患难相助的习惯。
总的来说，农民对于伦理秩序的基本的追求就是“上下有序，讲信修睦”。个人在伦理网络的和谐中得以安居乐业。
二，道德原则。正统的道德原则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五常八德，而整个五常八德中对于农民最有实际意义的只有两个：“孝”与“义”。
农民一般不认为自己是“臣”，所以对“忠”的问题考虑得不多。而他们所谓的“孝”，与正统之孝相比，显然要低了一个档次。士大夫所谓显亲，娱亲，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奢侈的豪语。他们意中之孝，恰是孔子不以为然的“与畜犬马何异”的仅止于“养”的“养亲”，即给年老的父母一口饭吃。其实，在农业社会里，老人的生活与生产经验对儿辈不无裨益，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老人都能做很多辅助性劳动，使家计不无小补。所以，农民家庭赡养老人的困难，在老人活着的时候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一些类似老人“偏心”这样的生活麻烦。“孝”的最大负担，对于农民来说是丧葬。双亲故去，按理应该是减轻负担，但是恰恰相反，因为习俗中的“孝”很关键的是在老人死了以后怎么葬，不竭全力就不足以称作“孝”，所以，农民因丧葬而倾家者比比皆是，卖身葬父甚至杀身葬父之事也时有所闻。
孝的一端为“送死”，另一端则是“养生”。养不出后代也是最大的不孝，香火一断，直接威胁到双亲死后的血食的有无和血脉与姓氏的传续，所以有时父亲要比儿子更在意孙子的有无，道理正在于此。
“义”是一种很宽泛的道德原则，上可化为朝廷提倡的“忠义”，下可通于江湖流行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义，“重然诺轻生死”是义，济人危难是义，善待家室妻小也可以说是义（所谓义夫节妇），报效朝廷更是义（义民义勇之类）。农民讲义的精神要旨，第一层含义是“不相负”三字，相负就是不仗义，不相负就是仗义。绝大多数忠良戏、传说、故事，渲染的都是忠良对朝廷如何如何够意思，都是“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为朝廷撑地托天，可皇帝却屡屡听信谗言，迫害忠良，在弘扬忠良之义的同时，贬斥了朝廷的不义。虽然并没有逸出“义”的理念的窠臼，但却标出了民间对义的倾向与期待。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凌弱”。“夺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是历代野心家的惯行惯技，只有石勒这个出身卑贱的褐胡才会认为它不仗义。恃强凌弱是农民最忌恨的恶德之一。义的第三层含义是施恩报恩，拯人危难，解人倒悬。韩信对漂母，一饭之恩必报是义，但反过来眦睚之怨必报则不是义。老百姓对朝廷讲忠义，实际上是在报所谓的食毛践土之恩，所以实际上谈不上是什么“忠”。
三，两性伦理。两性关系无疑是社会伦理的核心问题，抽掉了两性的内涵，道德就变成了一具空壳。中国传统家庭是父子轴线型的，女子只是辅从，农民也不例外。传统伦理要求女子“三从”（在家从父兄，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农家女子也难逃此厄。一般父系家庭结构，在性方面是男性至上的，为维护男性的权益和血统的纯正，对女子的贞操要求比较严格，在中国士大夫则衍化出一整套单方面约束女子的“男女之大防”的规矩和程式。对于农民来说，在总的方面与上层规范并无不同，但相对来讲两性关系较为宽松。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对正统观念染濡较浅，或者说由于小渠道传播接受的是走了形的正统伦理，但主要还是生活环境所致。有的学者曾对南中国务农的客家与水上人家“蜑民”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化方面，客家人的社会化规范比较严苛，两性规则也相对严谨；而蜑民则社会化规范宽容，两性关系也较为随便。也就是说，越是社会地位低下，身份低贱的社会阶层，其伦理规范就越宽松，随意性强。农家的“小家碧玉”，无“深闺”可言，贫寒的家境需要她们“抛头露面”去劳动，因此男女之“防”就要大打折扣。男女青年在劳动和生活中相互愉悦，产生爱情，越轨逾矩者比比皆是。“逾东墙而搂处子”这种事在农村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缺德，否则；汗牛充栋的爱情民歌从何而来？况且，由于有钱有权人三妻四妾的多妻制与重男轻女的陋习交互作用，致使农村男女比例长期失调，而农民又如重视生命一般地在乎娶妻传后，所以在性的问题上，没法不将就些。村妇再醮至三至四，也属正常，没人说三道四。“拉帮套”、“搭伙计”、“半掩门”这类或明或暗的多夫制，也至少有半合法的性质。关于叔嫂，上层的变通为“嫂溺则援以手”，而民间则化为叔嫂没大小，不避嫌，什么玩笑都可以开。农村中的夫妻无疑是生育型的，性爱的因素相对淡漠得多。但一如城里士大夫有妓院、娼寮作为性方面的补充一样，农村中也往往存在性技能较高和情感较丰富的“骚婆娘”和“破鞋”作为农民男子性方面不那么完全的补充。在有些地区，成家男女之间猥亵性的玩笑与胡闹甚至“通奸”，几乎成了农村中必不可少的娱乐与消遣。
归根结蒂，农村的两性伦理，基础还是经济或者生活的需求。在劳动中两情相悦的男女，如果男方拿不出聘礼，请不起三媒六证，就只好劳燕双飞。逾矩偷情是一回事，私奔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往往要闹得家破人亡。农村中流行的多夫制，本质上还是一种生活的无奈，一旦农民富贵发达了，自也会像缙绅大人一般讲究起来，甚至比士绅们讲究得还要过火，像洪秀全就创造过性禁锢方面的记录，连年幼的孙子和年迈的奶奶都不许同居一室。至于农村中的“破鞋”，大体上还是要为舆论所谴责的，虽然农村环境一方面制造“破鞋”以满足性需要，一方面又嘲骂“破鞋”以维持“道义”，看起来颇为荒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幅员辽阔，语言、风俗在南北东西差异很大，大体上讲，在农民两性伦理方面，北方偏严，南方则偏宽，西南地区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汉族农民则更宽松——这只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