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们国家遭到巨大的不幸，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病逝。在这举国上下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幸好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并采取果断措施，将他们送上人民法庭。经过法庭审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各自得到应有的惩处。至此，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纷纷走出家门上街狂欢游行，庆祝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梁漱溟也不例外，同样以喜悦的心情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然而，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
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内容，其中有一项是讨论制定新宪法。梁对此问题很重视，在会议发言时谈了他的见解，谈了法治的重要性。十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是迫切。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要完善法治，现在是转折点。他的这个发言，又再一次使在座的政协委员感到吃惊，同时又再一次遭到批判，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有的说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次批判又持续了3个来月，但斗争的火力与过去历次的批判相比差多了。不久，即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清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梁的政治待遇也随之起了变化。首先是停止了多年来对他的批判，人们也不再把他视为“反面教员”了，而且还给他调整了住房，住上了宽敞、设备现代化的楼房。其次是在1980年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之后，他常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协商会议。梁的生活可以说从此起了根本变化，心情也格外舒畅了。政治上，他还参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工作，尽管自己年迈，但每会必到，而且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意见。新宪法于1982年12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并公布实行，他感到很高兴。就在这年九月初九是他90岁的生日，应中共中央统战部之邀，他全家到统战部赴宴。全国政协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祝寿酒会，而且还派人到他家送生日大蛋糕。以上事例不仅说明梁漱溟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了，而且还体现出党与群众的关系，在革命的新时期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梁漱溟对国家面貌改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是赞不绝口的。他在其《问答录》里回答来访者说：“我对近十年来的政局的发展和变革是最感满意的。”至于政局发展、变革的内容，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有集体领导，二是发扬民主，三是健全法制。进而分析时，指出：在中国今后政治舞台上，人治将日趋没落，法治将日益兴旺，因为这正是当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不可逆转的。上述的这些话，是他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其中也包含着自己的许多沉痛教训！
梁在政治上得到了公平的待遇及应有的尊重，心情很愉快。但由于年事已高，不能参加更多的活动了。他的日常生活，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政治活动外，多是从事于写作，整理过去的著作。为了尽快将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早日与读者见面，1984年，他自费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初印2500册，不料出版后供不应求，故于次年由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向海外发行。
是书初作于1960年，之后断断续续地在写，直到1975年夏天方告完成。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他说，是书着眼点在补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过失与不足。那部书是1921年出版的。当时对西洋哲学认识不够，亦不全面，对儒家哲学的一些问题，如孔子的“仁”的概念，认识也不够深入和全面，因此下决心另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匡正之。不料在此50多年里，虽以此题目多次为人讲学，但终因奔走国事或从事于其他著述而把它给耽误了。此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才旧念复萌，决心去继续写作，将它完成以了却当年的宿愿。
在这部书里，他一共写了21章，约18万字。他在绪论中写道：“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明白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及作者的意图是要人们深刻地了解自己。“为了认识自己”，他从人类心理发展的角度讲述了各个概念和研究范畴，并介绍了他的认识和体会。他说：“吾书既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人生（人生问题）。前者应属心理学之研究；后者则世云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之类。”又说：“其言人心也，则指示出事实上人心有如此如此者，其从而论人生也，即其事实之如此如此以明夫理想上人生所当勉励实践者亦即在此焉。”踪上所述，可见这部书前半部是讲心理学方面的事（即人心），后半部是讲社会的礼俗、制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事（即人生）。从“心”的作用推论出人类文化的三种模式，并预测印度文化将成为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在他看来“心理学是介居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重要无比的一种学问，凡百学术统在其后”。因此，他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问题是以“人心”为出发点。过去在这方面认识不够，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思考，他决定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在这部书里他引用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许多名言及巴甫洛夫的学说，来论证自己的学说主张，但其结论仍然是过去一贯的主张。他在书中写道：“此人生三大问题之说，愚发之50多年前，为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理论上一根本观念。”这三大问题，就是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个不同：第一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三是人对自己的问题。由于问题之不同，人类生活中所秉持的态度，即应付问题的办法也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满足于外者。第二种态度是两眼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调和我与对方之间，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满足于内者，其代表为中国儒家文化。第三种态度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其代表为印度文化。最近他总结说，由此观之，“又难明白世界文明三大系之出现，恰是分别从人生三大问题而来。现代文明仍属在第一期中，但正处在第一期之末，就要转入第二期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转变行将到来，那正是把人生第二问题提到人们面前，要人们彼此本着第二态度行事，而其第一态度只用于对大自然了”。可见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之复兴来日不远了。但是第二期文化之后，其发展路向将奔至何方呢？中国儒家文化之后，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必然要进入印度的佛教文化。他说：“任何事物有生即有灭，有成即有毁，地球亦然，太阳系亦然，生活于其间的人类无待言矣。然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地自行消化去，古印度人所谓‘还灭’是也。此即从道德之真转于宗教之真。道德属世间法，宗教则出世间法也。宗教之真唯一见于古印度早熟的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社会末期，我之测度如此。”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主观唯心论基础上而自成一家之言。对此他并不讳言，且公开提出“人心”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他要人们认识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去改造人类社会。
他的书出版后，在海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学术界很快翻译成日文出版，著名学者景嘉在其序言里高度评价了这部书。他说：“我的看法是，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诚为梁先生所说，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这句话，是今天全人类最缺少的心情，所以说这本书的真目的，并不是专为中国一国而写的。再细读此书时，就可证实梁先生思想、看法，始终一贯，虽有细小的订正，并无前后的矛盾。此书可以说是梁先生平生著书以及思想的总结。”
梁对此书之完成，感到很满意，自认为是用足心力，花费了多年的心血，确有所得。他说：“完成此事，了却我一大心愿。”此书出版时，他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了。之后的写作多是一些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有时也应邀到“中国文化讲习班”去作学术演讲，或是在家接待国内外来访的学者，生活并不寂寞，还是很充实的。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讲，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但我丝毫没有悲凉之感。古人有言，‘活到老，学到老’，我要加上一句‘思考到老’。只要我脑子还能用，那么，我将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愉快而充实地送走最后的一段岁月。”
不料，他96岁那年，即1988年4月13日，他携其子孙到良乡去上祖坟，回来时因风大，气候反常，遂一病不起。后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于同年6月23日上午溘然长逝。临终前，医生问：“梁老，您感觉怎么样？”他断断续续地回答说：“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话音一落，我国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历史上“乡建派”的领袖人物，便与世长辞了。
梁漱溟一生努力奋斗。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与“西化”派，大打笔墨官司，进行文化战；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提出一套建设新农村理论，并亲自到乡村实验；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他深入敌后我游击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为了和平、民主，他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综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个信奉佛教的儒家学者，他努力研究和宣扬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创见和发展，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捍卫了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表里如一、无私无畏、为民众谋求利益的进取精神，更值得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