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宗教几乎都具有凝聚人群、精神感化和信仰共识的功能，近代军阀中存在这样一类，他们或者因为机缘凑巧，或者由于环境的影响，不期而然地选择了宗教这种形式作为他们维系意识的外壳。在他们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人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和湖南军阀唐生智，前者，由于自身具有的某种进步欲求而看中了带有开放和民主色彩的基督教新教；后者，则因为迷信意识的作怪而沉醉于神秘极浓的佛教密宗。
1、冯玉祥和他的“基督军”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游离出来的贰臣孽子，他在军阀之林中长期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既是一个军阀又是一个具有进步欲望的爱国者，角色的分裂常常使他陷入深深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之中，从而使他的行为和意识都带有很强烈的双重性，既有军阀的意向，又有探索者的痛苦。
冯玉祥多年的行伍经历和他正直的性格，使他对北洋系统盛行的裙带关系和帮派及地方意识深恶痛绝，但困于环境和条件，他又找不到一种新的精神作为他凝聚团体，振扬士气的支柱。驻地的便利，机缘的巧合，使他接触了基督教，基督教那种精神感化和凝聚人心的魅力很快使他作了别出心裁的选择：采用宗教作为重建道德的支点。在他看来，世道浇漓人心大坏，而“教育只可增知识，不能变心术，欲改善人心，非借助宗教不可。”于是开始了他与基督教长达十余年的姻缘，尽管带有强烈的功利动机和内蕴的儒学内核，基督语言毕竟是冯玉祥维系意识的最鲜明特征。下面我将分两个部分加以论述。
其一，农民基督式的道德。
冯玉祥是个识字不多的老行伍，却具有极鲜明的农民淳朴刚直的性格，他的军队也是绝对排斥游民的农民气息极强的集群。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基督教传人之初，恰恰是农民对之最先产生兴趣，导致耶稣掺合的太平天国。而后又是农民对基督教发生了最大恶感，由绵延几十年的教案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农民排外狂潮，而在退潮之后，再一次对基督教产生深切热忱的人群恰好又是一支农民色彩极强的军队。虽然，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螺旋中，农民对基督教的认识多少有些加深，然而对于基督教的本义他们却始终做着农民式的曲解，尽管有时是善意的，有时是恶意的。自然，冯玉祥西北军所信奉的基督教义，也带有农民式曲解的意味，他们所遵行的基督道德，也是一种农民基督式的道德。
首先，冯玉祥认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就是爱国与爱民。“基督教之精神有两种：（甲）能救国，（乙）能承认各人之罪。”所以遵从基督教的精神就是“凡百事件以爱为出发点，以实为立足点，以有利国家人民为归宿点。”后来冯玉祥在回忆录里又提到，说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儒家所说的已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
第二，冯玉祥认为：基督教之道理，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而忠孝仁义诸德是军人须臾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他主张，与军人最相宜的格言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复告诫士兵：忠孝原无二致。能尽忠于国即无异尽孝于家，故汝等在此好好作事，即是孝子。在他看来，忠孝仁义的精髓无非是两条：互相友爱，实行服从。既能横向的互爱互助，又能纵向的服从上司，整个团体就不愁不固如磐石。前者体现为利他主义，而“利他主义者，即合群之要素也。”在冯玉祥看来也就是行仁义。后者自不用说，能服从就等于尽忠孝。
第三，“耶教是吃苦主义所以信仰”，所以奉信耶稣基督就得敢于吃苦、乐于吃苦。冯玉祥一向认为当兵不吃苦就练不出好兵，因而也就不能打仗。因此他特别注意保持部队的简朴作风，甚至强行规定士兵余下的薪饷必须存入银行或寄回家中，部队驻扎城市，官兵也不许随便上街，而且西北军平时训练之艰苦为诸军之冠。在冯玉祥看来“贫苦艰难为成功之母，谚云：‘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又云：多年媳妇修成婆。此语大可玩味。”当兵的吃苦受累是为以后出人头地付的成本，因为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皆是当兵出身，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发达显贵了。
第四，基督精神是勇敢和乐于再生精神。冯玉祥认为，要学习耶稣基督为救世不怕牺牲的精神，身为信仰基督的军人，应该抱定耶稣“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信念，勇于冲锋陷阵。他告诫领洗的士兵说：要“信主不畏难，不怕死，然后可以受洗”。据说，冯玉祥在战斗激烈时曾大声激励士兵道：“诸弟兄们！你们后退，是入地狱，进攻是到天堂！”
第五，基督徒的品格是忠诚老实。冯玉祥对部下能否忠厚老实是非常在意的，冯部招兵，一要看头上有没有小辫，二要看手上有没有厚茧。他认为：“曾文正公有言，军队中人须是侠义一流，侠义者何，即本忠诚守信义，无一毫虚伪狡诈之谓也。”他生平最恨的就是油滑和欺瞒的行为，对部下类似的过失一向严惩不贷。
这样，爱国爱民的向往，忠孝仁义的推崇，吃苦精神的提倡，勇于牺牲，忠诚老实四者构成外耶内孔式的团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冯玉祥的军队确实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一时土气之高，人心之固，纪律之好，为时誉所集。然而，冯玉祥这种基督主义的道德实质上是中国农民互济互助，吃苦耐劳，纯朴憨厚性格的外溢。这种农民式的道德，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下的确能进发出相当的凝聚力，但随着场景的改换，物质条件的变化，这种农民道德就会逐渐失去魅力。这一点连冯玉祥也很清楚。在他看来他的军队其长处是能吃苦耐劳，而短处则是“不能见钱财，不能见女人”，所以最终在蒋介石的银弹加肉弹的打击下，他几十年积蓄的力量一朝分崩离析，猢狲四散。
其二，形神俱具的军队教育。
有了集团道德，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和灌输也等于零。作为实干家的冯玉祥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兵丁如将开知识的小孩，如常看忠孝节义的事，脑筋中自然有好思想，如常看杀人放火的事，脑筋里自然有恶思想。兵丁又如初进城之乡民，如有好人指引，必入正路。如遇坏人指引，必入花街柳巷。”所以军队的道德教育是很关键的。教育又分形体的教育和精神的教育两种，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身教和言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教育将徒劳无功。
为了贯彻道德教育，冯玉祥组织了成千上万士兵参加的洗礼，每礼拜日均延请中外牧师讲经布道，后来干脆组织了“西北基督教协进会”，开设“传道学校”，计划在军中每千人设一传教牧师。冯军中还有一位会唱大鼓书的道德宣传家邓鉴三，时常把冯所需要的精神教育内容编成鼓词当众演唱。
为宣传爱民爱国思想，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部的每个士兵都戴着“不扰民真爱民”的臂章，每门列队练习照例有“爱国爱民”的呼号，还编写《义勇小史》、《八百字课》等充满民族精神的“精神书”作为精神教育的读本。利用赞美涛的曲调重新填写具有爱国意义的词句，在每座营房中贝占“国耻图”。为突出身教的作用，他亲自参加军队为民进行的筑堤修路工作。
为激励勇敢精神，冯玉祥给作战勇猛，不怕死的士兵诸多奖励，包括越级提拔，还特别采取适应士兵农民式心态的给荣誉、给面子的作法，鼓励士兵奋勇向前。他给受伤多的官兵发荣誉标志，受伤一次佩戴一条红布，二次佩戴两条，余类推。节日聚餐，红布条戴得最多的士兵坐在最上首，没负过伤的军官则要负责为受过伤的士兵端茶上菜。
为提倡互济互助，冯玉祥不仅强调战时的互救，还特别要求下级军官爱护士兵，要学所谓耶稣为门徒的榜样，遵从以高待卑的道理，并严格禁止克扣军饷。他自己也常与士兵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吉鸿昌当兵时，一次同伴溺水，他虽不会水却率先下水救人，虽几被淹死，却得到了冯玉祥的特别赏识，名之曰“吉大胆。
此外，冯玉祥还能坚持过朴素的生活，率先吃苦耐劳，虽身为高官，手握重兵，却粗茶淡饭布衣葛被，一时传为美谈。
其三，熟人原则的统驭方略。
如果说冯玉祥的维系道德还多少有些洋味的活，那么他控制部众的方式却从里到外透着土气。冯玉祥的带兵特点就是一个字：“熟”，对部下的来历、人品、相貌以至性格习好都力求熟知掌握，提拔军官非熟不用。在他当团长时，全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都能叫上名字。对于有些人甚至能叫出小名，如凌云的小名“厚儿”，刘汝明的小名“呆子”等。因此冯玉祥日常见了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且直呼其小名，这样不仅使部下有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感，而且每个人都觉得长官对他很重视，由此生出感激之情。当旅长时，每次招新兵他都要挨个过问，入伍后他还要挨个营房地走。与新兵拉家常、询问家中情况、个人习性，务必使“熟而后己”。使他的关怀尽可能地落到每个人头上，从而令他的军队“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象铁环箍着似的。”
这样做，既达到了熟悉部下，掌握情况，从而最有效地控制异动的目的，又可以制造一种亲切的家人气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爸爸政策与妈妈政策并用”，使部下把他当做严父慈母，永远不生二心。
对于军官，冯玉祥一般采用从跟随他多年的士兵中逐级提拔的办法来解决。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冯部是吃不开的，西北军的高级军官，大多为与冯昔年共过患难的人（如一同当兵，参加过滦州起义等）；一般中级军官，多为冯在左路备补军的老干部；一般初级军官，多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手枪队”的成员（时为1924年的情况），后来随着部队的扩充，以上差序有所改变，但基本上都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熟人”，知其情，熟其性。在他看来，“用人之道，以德为主，才为辅，才德兼全固好，其次有德无才者，才德尚可用者，有才无德者实难用。所以，从兵堆里拔起来的老粗，作事固无若何能力，惟事尚能小心谨慎，亦不至有重大错误。”当然可以差遣，虽成事不足，但非常听话，至少败不了事。“至留学生优秀者固然很多，而恶劣者亦复不少，”关键他们不肯循规蹈矩，照旨办事，增加集团的不稳定因素，要想稳，用人就非得熟。
最后，我应该指出的是，冯玉祥虽带领他的部下受洗人教，但既不把自己打扮成具有非凡法力的神王，也不让士兵相信什么超自然的神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信之教是天助自助者，决不是信上帝无所不能，自己毫不事事也，”他一生都在为自己、为他的集团、为民族探索光明前途，也确实作过不少好事，但是由于时代和他自身的局限，终其整个统兵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跳出军阀的窠臼，激昂的爱国爱民热忱也在其集团的大半生涯中为他所发动的内战所掩盖，这是冯玉祥的悲剧，也是多少有血性置身于军阀时代的军人的悲剧。
2、唐生智和他的“佛教军”
唐生智在军阀中算是晚辈，他原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下，在南北拉锯、派系复杂的三湘之地，他最终脱颖而出，从1923年底开始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积蓄力量，将队伍很快扩充到号称五万人枪，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部队。为加强对部队的控制，他拉过同学帮（保定系），求过哥老会，但自从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法名净缘）之后，对于苦无善策以统驭人心的唐生智来说，不啻来了及时雨雪里炭，两人一拍即合；遂成知已。从此，他开始向顾虔心学佛，并力图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约束和精神教育。
1925年至1926年之交，唐生智偕顾和尚反复巡行防地，为他的官兵讲演佛法，阐发所谓的“佛学大纲”，劝告听众皈依佛法僧三宝，并到处张贴宣讲佛理的白话宣示。而后由唐生智下令，所有部下的官兵均须一体受戒。于是唐生智与顾和尚不辞劳苦地一个营一个团地为他的这帮惯于舞枪弄刀的军汉们受戒，所到之地大治佛堂，务使金碧辉煌钟钹齐鸣，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纱，合十顶礼，五体投地，由顾和尚摩顶传戒，一律成为佛教徒，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注明所受五戒。形成了一支数万人的佛教军”。
唐生智对于佛教，有所谓“三身真义”说，即所谓：“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意思是说，佛门弟子也就是指他的佛军）以恪守清净，断除七情六欲为根本，为自己的本体或实相，而由慈悲为怀享受报应，但最终前两者都要体现为忠义二字，因为所有活在尘世的佛教徒都要以忠义这种道德作为他们应世立身，普渡众生的现世相。唐生智的“三身真义”，是由佛教的“三身佛”的说法中取来的，所谓“三身佛”是说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为世法平等的实相，报身为久修功德而享受快乐的报应的形相，应身为佛为超脱众生丽变化出的各种各样现身于尘世的形相，而唐生智用三种抽象的道德条目来取三身，实际上把“三身论”的佛性降格世俗性，同时又把“忠义”突出起来，定为他们集团成员的所谓立世之本。使原本的儒家道德在宗教意义上更进了一层，带有神秘和神圣的意味。
以杀人为职业的军人和悲天悯人的佛教徒，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水火不相容的两同事，唐生智生生地将他们捏在一起，其用意无非是“溉世俗之浇漓”，于是乎“借天上佛法，以维持世道人心”，从而“深冀感化群黎，豁然觉悟，同登彼岸，共证前者。”用佛教教义济传统道德之穷，借释迦牟尼助他维系军心，固化群体，一方面以佛理掺进传统道德，作为集团的精神支柱；二方面借佛教戒律的约束力来收拢士卒；三方面利用大开法会时仪式的庄严，气氛的静肃，偶象的金碧辉煌，这到某种心灵震慑的效果。
唐生智之所以不伦不类地找到佛教这种思想武器，固然是佛教在中国二千余年的传播并深入民间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当时“湘中佛学盛行，军政各界加入者甚伙”的局部气候所致。湖南自民国以来一直是南北冲突，军阀混战的主战场，战祸连结，天灾继之，人民之痛苦程度较之其他地区尤烈，佛教作为“苦难”的精神解脱，一时广为流行，以致军阀欲维系军心，也相率利用之。在唐生智大传其戒的同时，他名义上的主公也不惜花费巨资宴请白喇嘛入湘开金光明大法会，演成一场斗法丑剧。然而，军阀本身就是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宗教流行的根源，他们信仰和利用佛教，本身就是对佛教的最大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