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这种类型的军阀多少在统治形式上借用了若干西化的因素，甚至拿来了某些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素材点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他们是属于“嫁接型”的果实，中学其内，西学其外，如果说传统型的军阀集团维系意识的外部特征是“复古”，那么这类军阀的外貌则是“求新”。在他们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人称“民国不倒翁”的山西王阎锡山。
东洋的日本士官学校，曾出过不少曾经吒咤中国政坛军界的风云人物，如有功于反清革命的“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讨袁英杰蔡锷，及割据多年的孙传芳、唐继尧和阎锡山，还有后起之秀何应钦与王柏龄等。尽管有浓烈封建气息，强烈的蛮勇氛围，多年正规的政治化军事教育，毕竟给了他们某些在国内无法感受的“欧化”熏陶，从而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上打上“留学”的烙印。
阎锡山作为士官生中的一员，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有在军事知识方面有多少长进，但平时耳濡目染日本社会畸态的“敬军尚武”风尚，军国主义的教育和社会组织，使他对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政治理论深感兴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编写了《军国主义谭问答》的小册子，热切地主张“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以为“不如此，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阎锡山不间断地撷取某些时髦的主张与主义，装饰他的维系思想，甚至花钱召集社会思想名流入晋，开会讨论所谓社会人生问题。深不可测的城府，极度圆滑的个性与强烈的趋时嗜好，既是阎锡山的为人风格，又是他的思想特征。任何一个军阀集团，也没有晋系那样的严整，施行土地、人民、军队三位一体，从下到上的立体控制与教育化。
1、阎锡山的“几希”哲学
阎锡山是个热衷于谈玄的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理与气，心与物，知与行等等字眼，时常在他的文述中出现，而且他还有个惯于把别人的理论“晋化”或者说“阎化”的癖病，无论是王阳明、曾国藩还是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甚至于共产主义的片言只语，他都能生吞活剥地烩在山西这一锅里，贴上“阎记”的标签。作为阎锡山维系意识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是这样从陆王心学里扒下并化出来的。
阎锡山的哲学可以名之曰“几希”哲学，因为“几希”这个怪词是他奢谈心情时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所谓“儿希”即孟子所说的：“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中的那个“几希”。阎锡山认为，“这一点‘几希’，系与生俱来，是人独得的，极为可贵。”人生来带有这么个无形的“灵通宝玉”，所以是为人，禽兽没有，所以为人所食。这宝贵的“几希”是个什么东西呢？“几希，即良知良能包。”按阎的说法，人的意识或者说精神世界可以一分为二，“曰良知良能，日感知感能。良知良能自然能别是非，明善恶，是为人生之本能，感知感能，则非感于己，而无所知能。如日无色则见不动，耳无声则闻不动之类”。相应的，人心也有两层：内心和外心，阎锡山解释说：“内心就是所谓道心，外心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人心与人欲及感知相联系，而道心则与天理及良知相联系，所以有时道心和人心也被阎说成公心和私心。往阎锡山看来，人既具有产生日常意识的感觉器官（外心），又有产生道德意识的无感无觉无形的“器官”（内心）。与前者相联的是知觉及相关的人的欲念，与后者相关的则是人的求善去恶动机及道德追求。就阎锡山而言，无论是前者的实在的官能和后者那种超实在的官能，都是小可缺之须臾，没有了前者，人的肉体则不能存在，没有后者肉体存在也没有意义，“假定‘良’、‘感’为十，各成其五，则无亏损之成就。若为四六或三七，则一方添病，一方减能；两数之差愈人，则人类之缺憾愈多。“良知”与“感知”虽各占一半为宜，但前者却居统率和主导地位，阎锡山以骑者与马的关系比喻良知与感知，认为人善骑与马力人结合为最好，驽马与善骑搭配次之，而蹩脚的骑手与烈马相配则害之。也就是说人必须以良知良能统驭感知感能，才能实现人格的完善，价值的实现，否则既为己害，亦为人害。为此，纵使将人性压抑得象一步三晃的蹇驴也在所不惜。
“良知良能”是王学的滥调，无非是说人的道德意识生来就有。而“感知感能”却是阎锡山从近代心理学理论中剥下来的，因为王学从不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以为事物的存在不过是意念的作用，所以也就无所谓感觉和感知，阎锡山从王学的一元论变成他自己的二元论，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他中西合璧的嫁接风格，另一方面也是他对身处的物欲横流、铜臭熏天的军阀世界的一种适应，军阀的集团维系，说到底还是要靠金钱的支持，如果阎锡山真的象当年王夷甫一般“口不言钱”地谈玄，哪里还会有人听他的，维系道德也只好去见鬼了。
但是阎锡山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论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元半论者，因为存如何实现良知良能的统驭问题上，他又回到了王阳明那里，因为内心显然是被外心包在里边的，故尔“人小亲涉事时，以良知良能用事，当事涉己时，则为感知感能作主，良知良能反为包围流不出来。”所以要想始终由良知良能作主，就非得“致良知”不可，也就是要“自内讼”。进行道德自省，使良知通达内外。至此，绕了一圈，又伺到了王阳明的去“私欲”的“格心”“正心”上去了，所有的外心与感知感能，都变成了“私欲”的代名阅。
军阀不是阔谈玄机的形而上学家，也不是劝善规恶的道德家，他们的哲学都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哲学，旨在弘扬集团的维系道德，为此，他们不能不规定具体的道德标准，划出可见可行的“正轨”，而“良知良能”鼓噪，无非是让人们相信他们所强加的“道德”约束是出自于人的内心，从而服从起来更加心甘情愿，俯首贴耳。
2、阎锡山的“横竖”政治
阎锡山认为，人的“感知感能一定要纳入正途”，如果良知良能硬是作不了主，就必须要“以政治遏制之。”所以，阎的一生提倡过多种名目的“政治”，诸如“用民政治”，“村本政治”之类，而最能反映其政治性格的是所谓“横竖政治”。
这种“绝妙”的“横竖政治论”，其第一种含义是：所谓“横政治”就是指共和民主政治；所谓“竖政治”，就是帝王专制政治。在阎锡山看来，两者各有利弊，“竖政治者，以一人之精神贯注全国，治易，乱亦易，横政治者，则以众人之精神贯注一人，乱难，然治亦难。”民主政治让人民参予政治，这是万不可行的，但专制政治下人民与政治全不相干，似乎也不利于统治。在阎看来，为政必须“鼓舞人群中人人固有之政治性，“把政治放在民间”。就是说要把政治触角伸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头上，让人民自觉地接近他的统治思想和方法，置身于警察化、军事化的政治网络之中。这就是阎锡山所谓的既非民也非专制，且亦民主亦专制的横竖叠加政治，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化的专制政治。
横竖政治论的第二种含义是教化与政治的合一，因为要使老百姓达成良知统驭感知的精神格局，不但要依赖“严父良兄政治以责制之”，还必须有“良师益友诱导之，予良知良能觉悟之机会，”所以“吾国古来君师并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于人类孰重？答：以竖言，则教育重，而以横言，则政治重”。竖为道德教育（教化）。横为警察统治，一文一武，一软一硬，又一个横竖交叉。
横竖政治论的第三种含义是哲学上的，阎锡山认为：“一横一竖，相交则为十字，天地间万事万物，皆可括尽无余。横竖两者，横者见其平，竖者见其中。平者不移之谓，万理藏其中；中者不偏之谓，万理亦藏其中。中平两者，有表有里，可经久矣。”这一套横竖玄论，同样用阎锡山的话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对（正确）不在不对（错误）的反面，而在对与不对中间，中间是既不保守，又不放纵。至此我们尽可以说，横竖政治，既是当年诸多名流政客所醉心的“西洋政治与东方道德结合说”的滥觞，又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不偏不倚，持中持平说的翻版。一句话，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治的中国版。
3、阎锡山的维系网络
阎锡山的集团维系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组织、团体化的偏好。他认为：不结团体是我国人的大病，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道理大错了，世上有许多事非结团体不能办。如果人人都被组织进各种名目的团体之中，则自己既是团体的一分子，团体就是代表自己，所以服从团体，就是服从自己。
基于这种思想，在阎锡山的军队里，除军事建制外，还存在有各种名目团体，如“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讲演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以及其他教育或研究班，学习小组，讨论会等等。到阎锡山统治末期甚至发展成帮会山堂式和法西斯化的“三三铁血团”之类的组织。这种名目繁多的团体，一是起成员间的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作用；二是起特务化的控制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的直接领导，有事都要向阎直接反映；三是便于进行有组织的精神灌输，如洗心社每周举行自省活动，自省前先作宗教式的静默，然后由讲长人讲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
中国农村的乡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一向是传统统治的“永久冻土层”，官方的触角很少伸到这“冻上层”的下面，统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官方代表（一般为县级单位）与当地乡绅及宗法势力达成某种共契，尽管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这“冻土层”却依然我故。阎锡山是最早一个对乡村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军阀。从1917年开始，着手在山西实行村制改革。1920年“进山会议”①（即从1920年6月开始，进行有一年多的由阎锡山召集的所谓“学术讲座会”，后由百余名社会名流参加，因会址在山西省政府后院的进山会馆故名“进山会议”。）以后，进一步使村制改革走向深入，从而在山西实现其社会组织化、军事化、警察化的设想，实现对山西人力、物力、财力诸资源的最大限度的榨取。
山西的村制变革，是在阎锡山“村本政治”的名目下展开的，他打乱山西原有的村落结构，按每村三百户左右的规模设立“编村”，村之上设立县知事、村范委员、小段委员巡官、警佐宣讲员等级与村政有关的官职，每村设若干闾，每闾管五邻，每邻管五户，村有村长、村副，闾有闾长，邻有邻长。各级基层组织要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举止“看得住”，并且“拿得起”。为此，每村还设有“息讼会”，“监察会”及“村民会议”，把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从种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统统管起来。村以上的各级官员还要就各种经济、政治、教化的问题对老百姓定期巡查，询问，并专门制定丁询查的标准，弄得老百姓疲于招架，真是“百姓头上九重天，千查万问没个完”。甚至连乞丐也必须悬一腰牌，正面是乞丐第几号，姓名和籍贯，背面印有准许行乞时间，通过村政改革，山西的行政网络成了一种警察网络、税收网络和道德教化网络，通过这种网络，阎锡山终于把统治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山野乡民头上。
与乡村警察化建设同步，阎锡山还实行了军事化的变革，制定了“在乡军人制度”及相应的“保卫团”制度。他把一部分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每日仍就发饷，同时每村组织保卫团，所有18到35岁的男丁，都要入团接受军事训练，而教练和指挥保卫团的任务，就由在乡军人负责，在乡军人及保卫团，平时有“辅助地方官缉捕保卫之责”，战时则扩充为正规军队参战，在乡军人每年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旅食军费用，以免荒疏了军事技术，这种乡村军事化的结果，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阎锡山对农村的控制，而且为他的穷兵赎武扩张势力准备了后续兵源。
在军民双方进行组织强化的同时，阎锡山还卑劣地在兵民这两火社会群体中，人为地制造军人的优越感，“提倡军人，优待军人”利用军人与老百姓待遇上的差异，使武装了的人更加依存于统治者。他表面上虽说军民互有难处要相互体谅，但私下里却对亲信说“只能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转过来再利用兵来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顺手制造了一般士兵与老百姓的矛盾，以利于他操纵利用。
正如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背景是日本财阀的强化统治一样，山西军事化、警察化、特务化的社会组织改革，也是为以阎锡山为总代表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强化统治服务的，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一旦如上所云村自为政之势已成，村中之豪强即所谓优秀者，遂握得村政大权，益将逞意肆志而为其所欲为”，而一般老百姓则陷于监狱式的黑暗之中，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川濒于危，椽属各员，亦日久玩忽，诸多未承厥职，尤以包税各员，收罗为苦，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事实上，山西人民受这种“看得住”，“拿得起”的囚笼统治，较之其他军阀统治下的人民更残酷更少喘息之机。
4、阎锡山的“好人主义”
统治的稳固，团体的凝聚，往往取决于被统治者和团体成员的精神素质。如果说阎锡山在军阀之林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原因之一就是他深谙其中之昧。
“好人主义”是阎锡山的统治目标之一，其目的，就是使他统治下的全部军民都变成他心目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所谓“好人”就是“乡党自好之士，世俗之目为好人者是也，不忮不求，亦夷亦惠，恂恂然一见而知为善类。”即面面团团，没脾气没血性，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人，相应之下，所谓的“恶人”也并非指杀人越货的强徒，而是“宠利居成功，莠言乱旧政”的不安分守己者。要想成为“好人”，首先得把自己身上“不好”即不合要求的东西去掉，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只有先去个人身上之燃火物，最为要者。”而且，“在个人，则须力去己身之燃火物；若在官吏，则不仅要去个人之燃火物，且须为人民去燃火物，为地方去燃火物，”弄到全社会一点火星也不见，举目尽是温吞吞麻木不仁的奴才，“好人主义”也就算大功告成了。
可惜山西的老百姓偏偏不肯把良知拿出来，做他阎某提倡的“好人”，害得阎锡山一生都在忙于“正民行一敦民风”，为去掉老百姓身上的“燃火物”而推行教化。“一以布宗教之方式进行之，一不从，再教之，再不从，三教之”。在军人，则“以孔教部勒军队，使全军学生化”。在民众则推行实现“好人”的目标管理，不但要时时处处“自内讼，”还要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在阎锡山的字典里，教育即是教化，无论是学校教育，军队教育还是非社会教育，其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教人人当好人”欲使人人成为“好人”的民德教化，在所有的场所，所有的活动中，甚至于政府机关的文告和法庭的判决书上都要有所反映。因为“要使人变好，须有两个法子，（一）教他耳朵里听好话，（二）教他眼睛里看好样子。阎锡山手下的文武官员，首先要成为“规规矩矩”的“好样子”。然后再和阎一道，吵吵闹闹地向老百姓耳朵里灌“好话”，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塞硬灌之中，几乎把人搞成了填充阎锡山精神要义的容器。据说在某些时候，随便从晋军中拉出一个人来，都会背诵几段阎的“语录”，使山西一省人的脑袋变成他一个人的脑袋，一省人的思想全换成他一个人的思想，自然也就都变成了“好人”——他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