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陈独秀所作的政治报告。陈独秀公然提出，要反对我党的所谓“左稚病”，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因此，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工农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倾向夸大成主要危险，甚至把一些正确的做法也说成是“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种认识完全把事情的主次颠倒了。
在报告中，陈独秀还详细列举了所谓共产党“左稚病”的六种表现：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等。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从江西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可能，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危险，其原因在于四点，即：一是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开民众而向右走之倾向；二是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是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裂政策；四是“我们之失策”，即上述共产党的六种所谓“左稚病”。
基于上述这种认识，报告对如何挽救危机，也提出了办法。
一方面，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议决案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但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这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陈独秀等人把一些作出某些左倾表示的军官、政客也看作可以依靠的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会议指出，要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之均衡；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说明农民运动向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帮助民主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企图以此唤起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觉悟。总之要“推动国民党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不要继续更向右”。
另一方面，会议也提出，要反对党内的“左”倾。即：要纠正对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左”倾观念，纠正对于我们党的独立的误解，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尽可能与左派合作，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对于工农运动，在讲到对中小商人的政策时，报告提出工人店员的经济要求不能过高，更不要轻易采取罢工手段。报告的议决案中还说：“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的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分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决议并强调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之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挽救革命危机的政策的立足点，错误地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来求得团结。这种错误政策在客观上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后果，即：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蒋介石还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国民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则给正在如火似荼发展着的工农运动泼了冷水，压制了群众运动。究其实质，这种政策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去迁就国民党右派，这就在客观上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面对迫在眉睫的反革命事变，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一个错误方向，致使党内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大革命最终走向失败，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