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最近公布的档案中有一封信，即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信，其中谈及中共四大解决了党内意见分歧—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瞿秋白之间产生的矛盾，分析这封信的内容，有助于了解中共四大前后党内的情况。
瞿秋白在信中首先说道，“我于1月15日来到上海，正赶上代表大会开幕。不过还是在等我和谭平山，并把国民革命问题推迟到16日讨论。”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闸北召开，在这之前瞿秋白在北京，参与北方局工作，同时还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再次成为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特殊联络员。他写此信时，中共四大已经结束。
1924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谢持获得了中共和共青团中央有关文件，就当面质问陈独秀，6月18日邓泽如等人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7月3日，国民党中央开始审议“弹劾案”，8月15日—23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等有关会议，讨论了“弹劾案”所引发的国共合作纠纷问题。这期间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等。其后又发生了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伐、孙中山应邀北上等一系列事情。
对此，陈独秀、蔡和森很不满意，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做了妥协，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因此，不仅责令瞿秋白返回上海，进行严肃批评，而且让瞿秋白写信给广州的鲍罗廷，1924年10月8日信中说，“寄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革命策略的决议及关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决议。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问题上您同中共中央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央决定：‘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
同时，陈独秀、蔡和森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有关部门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决议称：“听取了瞿秋白同志的口头报告，并注意到他以前的几次书面报告，我们觉得，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同志在广州在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中派的作用并同它达成了妥协……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
此信和决议中分别使用了“原则性分歧”、“广东政治路线”等严厉的政治术语，而且在决议中强调瞿秋白是“中共非正式代表”，即他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共中央；另外，决议的标题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名称（其实，这仅是一次党内会议），这些都为了增加双方分歧严重性的政治分量，旨在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
当时，陈独秀还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再次强调了决议中的观点。此事惊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急忙派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面调解。同时，还把陈独秀关于国民党政策的文章翻译成俄文，让有关人员进行讨论。为此，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代表支部还特地写信给中共中央，严厉批评陈独秀的主张，提出当前党的政策应该是“赞成中山利用帝国主义一切矛盾和军阀的冲突，去在民众中发扬国民革命运动和作拿到政权的准备”。
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谈，取得了预期效果，正如以上瞿秋白写给鲍罗廷的信中说的那样，陈独秀、蔡和森暂时“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后来维经斯基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副本给鲍罗廷）解释说，“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的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凶，现在已经消除。”维经斯基在进一步作具体解释时的观点，主要还是同意鲍罗廷、瞿秋白原来的主张。
瞿秋白在写给鲍罗廷的信中还说道，“大会赞成（老）中央的决议，即国民党应有条件地参加段祺瑞会议，条件是要有所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团体’的人民代表参加。讨论国民革命问题时，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陈独秀同志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反对陈独秀同志的提纲。他们作出某种类似‘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总的来说，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在工农大众中开展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初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议国是，中共内部发生意见分歧，陈独秀、蔡和森等表示反对，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则赞成。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中央改变态度，1924年11月6日发出通知，随后在第92期《向导》上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这其中的精神以后反映在中共四大期间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对段祺瑞“善后会议”之决议案》里，这是以上瞿秋白信中所谈及的第一层意思。
瞿秋白信中说的“陈独秀同志的提纲”，理应是陈独秀代表上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四大通过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指出，“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认为满意。”并认为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纠正”了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逐渐使“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入正轨”。这就委婉地对以上陈独秀等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的意见分歧作出了“含糊”评价。因为5月扩大会议是在双方发生意见分歧之前，并且会议的“纠正”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提前召开了四大。
但是，瞿秋白在信中说，“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等，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就专设了一节，即“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根据李维汉、郑超麟回忆，此决议是维经斯基与决议起草组长瞿秋白等共同起草的，并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要求大力开展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才能“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正是四大纠正了党内“左”的与右的倾向，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此后才有了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并以上海二月工潮和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运动，拉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瞿秋白在这次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中共决策层，不过他与鲍罗廷的“亲密”工作关系也中断了，瞿秋白在信中说：“我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我要长期在上海工作，要给您派去另一个翻译（1925年5月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引者）。中央要求您为我解脱您这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