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据查，中共四大会址原址于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战争中已毁于炮火，被夷为平地。解放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据现有的资料反映，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主要查访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由于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仍下落不明。十年“文革”，许多当事人的去世，使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在查找中共四大会址时，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和《怀旧集》两本书中都回忆了中共四大的经过和意义。《怀旧集》中收录了郑超麟1980年1月7日在上海历史研究室的讲话：“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世上留下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材料……”，“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今天，出席的代表还有人活着，列席的同志也有人活着，但即使他们写材料也不会比我更详细”。他在回忆中共四大会址时，写道：“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1984年5月，郑超麟在接受上海市文管会人员夏顺奎访问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是从北四川路下车，走川公路到铁路道口转弯（不越过轨道），沿着轨道往北，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二三排房子，当时还相当新。”“会议就在二楼召开的，楼下客堂是空着的。”“四大会议，差不多是天天开会，进出均走后门。”“这所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同志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铁路边的这所房子，当时租下来时，房子是空着的。”
“党的四大是在1925年1月11—22日举行的，会议结束后，这所房子还保留着，未退掉，是作为中央工农部工作人员的宿舍，张国焘是工农部主任，所以他常来这里。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个女同志，叫陈碧兰，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陈碧兰与彭述之结婚，婚后陈碧兰就搬走。住到安慎坊去了。”
1984年夏顺奎接郑超麟到虹口区进行实地辨认，由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应云龙、陆仁福陪同，寻找当年的遗址。按照郑超麟的回忆，他们一起从川公路进去，一直走到铁路轨道边，再沿着轨道往北走了不远，郑超麟在现场的感受是除了铁路仍横卧如旧貌外，这里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再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时，郑就停了下来，他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接着他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应云龙等人指着印度锡克教堂，问他是不是这座教堂，他遥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说，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郑超麟还兴致勃勃地请夏顺奎在现场给他拍照留念，又到多伦路10号—应云龙的住所座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光景。在座谈中，郑超麟说，当年他除了负责会议的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来到会场。因此，对当时的地点、路线印象比较深。那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乘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会场。这幢房子的三楼作为代表的宿舍，二楼是会场，一楼客堂是空的。进出均走后门。每天会议结束，除了原路回去以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分散走，这三条路线他都是走过的。会议闭幕后，郑又多次到过这里。郑超麟经实地勘察，确认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
为慎重起见，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开展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工作，取得了不少材料。
一、1986年9月3日从一大纪念馆资料室摘录到的，出席中共四大的上海代表、原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长庄文恭于1961年7月13日关于四大会址的谈话记录。庄曾对来访者说：“记得四大是在一所里弄房子里开的，好象是在川公路附近，因为川公路上里弄房子占多数。”庄认为，会议地点是靠近闸北附近的中国地界，当时横浜桥筑路成为租界，而会议不会在租界里开的。他记得“开会的弄堂并不很长，是在最后的一栋房子里，天井很长，有厢房，是二上二下的房子”。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根据他所说，查对《民国二十二年闸北区地图》，图中标出沿白保罗路（今新乡路）进去是和平坊，最后一幢房子是郑超麟所指的地方，方位和房屋结构（里弄房子）也是一致的，只是两层和三层的不同。
二、查阅了原一大纪念馆馆长任武雄在1980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发表的文章《关于党的“二大”和“四大”》。该文指出：“四大会址是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边的华界，是华界租界警探不易注意的地方，会议是在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里弄房子召开，二楼房间布置成教室，有课桌黑板，会议就在教室内进行。万一有人闯进来，可以借口是私人的英文补习班作掩护，三楼房间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寝室，大家在地板上睡觉。这个房子在四大后一度作为工农部（一般称为工人部）的机关。”该文的依据是庄文恭、郑超麟的回忆。
三、长期居住在虹口的虹口区政协文史工作者柯恩声，在虹口区政协《文史资料汇编》第二集刊登回忆：“我幼年时即1923年至1926年底，曾经在东宝兴路254弄第二家（门牌已记不清），记得当时在总弄的第五条横弄东端保罗路（今新乡路）与北四川路（四川北路）相交，它的南端有一条新里弄，靠近铁路前面，确有座面朝东的石库门房屋……在记忆中，该处似乎只有二楼的石库门房屋，而不是三楼。”
四、通过横浜桥街道干部盛介福，访问现住闸北区川公路233号老居民朱凤莲，1984年时77岁。朱于1932年“一二八”前就住在四大遗址旁边，她亦证实当时有座旧式三层楼房。
区委党史办公室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经现场察看和一些旁证材料的核实，于1987年4月25日确认：今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原来这里是一幢三层楼里弄房子），作为四大会址，正式向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递交了《关于确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址的请示报告》，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审定，并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政府颁发了沪府1987年106号文件，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纪念地问题的批复”。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遗址（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文件落款为1987年11月17日。1995年，中共四大召开70周年之际在遗址处勒石纪念。中共四大会址从发现到认定公布，历时三年多（1984年1月—1987年11月），其间搞清楚了不少问题。